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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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一) 文化批评的兴起让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陷入了既兴奋又疲惫的矛盾状态。对某些人来说，从文化的角度读解文学是理论研究回归社会历史批评传统的征兆，于是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生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兴奋。可是在另一些人看来，文化批评的介入对文学理论研究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无边无涯的文化研究不仅会让周旋于其间的文学理论疲于奔命，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被文化批评模糊了文学研究的审美边界，身陷其中的文学理论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学科身份。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学界也能见到类似的反应。米勒就曾不无讥讽地指出，因为文学研究的中心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以至使“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大规模的回潮。基于此类研究方法的论着横空出世”，某些研究者“有意识的回到那种更温暖、更有人情味的作品中去”，借助它们重申文学与历史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1]但是站在截然相反立场上的伊瑟尔却坚持，由于“抛弃文学而转向高度政治化的半截子艺术”，所以在他看来，“在现阶段，‘文化研究’是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并告诫人们，“毕竟文学已经陪伴了人类发展二千五百年，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像‘文化研究’习惯所做的那样将其废除。”2] 重提关于文化批评的各种说法，用意并不在分辨这种文学研究方式本身的是非，我关注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反应——无论是期许还是抱怨——对文化批评的理解，是否因为过分注重或夸大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在操作层面上的某些特点或弱点，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淡化了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特征。说得更具体一些，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论及文化批评时，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研究边界、学科归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文学阐释的泛化等等现象，却很少有人追问，文化批评为什么要把文学和文学活动置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不是单纯的审美关系中予以讨论？促使文化批评作出如是选择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看来，放弃对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状况的追问，说明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文化批评其实是在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有别的另一种知识语境中、用另一套知识话语来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而我们的讨论却忽略了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理论在知识构成上的这种差异，忽略了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 正如福柯所说，知识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并规定着经验的秩序和思考的方式。3]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理论研究对文学的思考都与一定的知识状况相关联；因此，进入相关的知识语境，把握理论话语特有的知识蕴涵，是我们理解和运用某种文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可是这些年来，在我们对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阐释和借鉴中，却往往因为偏重于“方法”或“模式”而忽略了理论生成的知识语境，更少关注理论研究的演变与知识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各种误读和误解的现象也因此发生。比如，就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或接受理论(receptiontheory)而言，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的特点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理解和描述的那样，主要体现在对读者阅读和接受过程的关注上；如此理解等于说接受美学的“问题意识”产生于对接受活动本身的思考。其实并非如此。接受美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质疑，它对读者作用和接受意义的强调是为了颠覆那种以作家创作来界定文学的古老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也并非由作家所赋予；文本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参与下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文学的实现也因此被解释成一个取决于接受活动建构的历史过程。所以接受美学强调，“为了使文学发生，读者其实就像作者一样重要。”4]显然，理论研究只有进入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知识系统，在与之相关的知识语境中，才能把握接受美学的上述思路，了解其研究文学的“问题意识”及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力图说明，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所以会形成不断发展演变的态势，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研究方法上能够不断创新，更值得重视的是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对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能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新的知识语境中酝酿它的“问题意识”来调整文学研究的思路，才是促成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阿尔都塞对“症候阅读”（symptomatic）的阐述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理论研究与知识状况关系的认识。他指出，文本阅读或理论研究的局限与它可能拥有的视界有关，“任何问题或对象只有位于某个范围或视界之内，即位于一个给定理论学科的理论问题框架的确定的结构领域中才是可见的。”5]这说明拓展视界是理论研究能有所得的前提。为了突破视界对理论研究的限制，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阅读”理论。他强调，理论研究“要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注视，即有根据的注视，它是由‘视界的变化’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把它描绘为‘问题框架的转换’（transformationoftheproblematic）。”6]这就是说，理论研究的突破源于它的“视界的变化”或“问题框架的转换”，即寻找新的思路来打破已成习惯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思考知识状况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可以说改变理论研究现有的知识结构，走出既定的知识语境给理论研究设置的框架，对理论研究的视界和视角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我以为尽管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模式文化批评在实践操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轻视文化批评在另一种知识状况中思考文学问题对拓展理论研究思路的意义。为了阐明有别于传统理论研究的“另一种知识状况”的特点，我们需要从米勒对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的分析说起。 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有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他说：“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7]研究趋向的转变意味着知识语境的变更，文学理论因此面临着对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的调整。用陈寅恪的话说，其关系到理论研究是否“入流”的问题。8]于是如何把握文学研究上的这种转变，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由于知识状况的限制，许多人似乎只注意到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推动转移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七十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语言研究的这个变化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理论研究涉足于社会和历史的领域是通过语言阐释这个环节实现的，文学研究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等等问题的关注，就会被误解成文学理论已退回到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之中。国内学界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非常流行，显然和这种误解相关。它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和变化，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解释成彼此无关甚至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话语的认识，显然还是在传统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知识状况中读解理论转向的产物，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对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眷恋，更可以见出知识状况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坚守传统的知识结构使它无法理解米勒再三强调的那种变化，即今天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并非源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重新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9]也就是说，七十年代以后的理论研究对文学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关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48731906237ee06eff9aef8941ea76e58fa4a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