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及其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坚贞不渝地走群众路线，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标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危害；教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在，重新来回顾与反思这些“左”的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对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 （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始于1927年11月，止于1928年4月。1927年国民革命惨遭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中共第一次“左”倾错误形成的标志。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否认革命处于低潮，反而认为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决议通过后，党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反对组织有秩序地退却，命令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唐山六个城市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结果使大革命中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在敌我悬殊的盲动斗争中再一次遭到重大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批评，到1928年4月，这些“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才基本结束。 （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始于1930年6月，止于1930年9月，也被称为“立三路线”，它发生于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苏之时。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对“左”倾盲动主义提出了批评，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六大基本精神指引下，“不论在城市或农村，甚至在国统区，党的组织与工作都有了恢复与发展，革命形势也有了明显好转，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之路，革命运动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1]。六大后，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中央面对这种刚走向复兴的趋势做出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因而产生了冒险主义。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决议认为中心城市爆发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中国革命必将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议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点。决议不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就是中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决议通过后，在李立三领导下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冒险计划，要求“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命令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大连等城市的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结果，凡是实行“左”倾冒险主义计划的地方，党和革命力量都受到严重损失。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全会上做了检讨发言，随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基本结束。 （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始于1931年1月，止于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错误几乎是紧接着第二次“左”倾错误而来。它发生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使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起草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有关思想，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等作了错误分析，同时，对革命道路和城市斗争的方针提出了错误的政策。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中国，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国内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客观事实，过分夸大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全会完全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等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方针、政策，完全肯定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所进行的各次错误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错误地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2]。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这次“左”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危害 第一次“左”倾错误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革命性质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形势上不切实际地强调夸大敌人统治危机，革命实践上执行仇视民族资产阶级政策”[3]。结果，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盲动主义错误使党的地下力量得以暴露，导致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使白区党的工作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也使瞿秋白自己的威信扫地。 第二次“左”倾错误期间，以李立三代表的冒险主义错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也暴露出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许多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形态最完备、理论最充足、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第三次“左”倾错误期间，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临近各根据地进一步贯彻“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红军没能击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极大，“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4]，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反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 （一）应该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纵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脱离了中国实际。因为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盲目推行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致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到重大损失。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是深刻的，在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充分了解和全面分析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来制定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并且能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倾听群众的意义和建议，这样才能把实事做好，把好事做实，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59db3662d3f5727a5e9856a561252d380eb20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