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礼帽 我的父亲母亲 □崔煜巍、崔煜岸 我们的父亲崔校文，1924年生于山东省胶南县黄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今年92周岁了，虽然有些糊涂但每次出门时还是忘不了戴上一顶礼帽，拿上拐杖，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总是让我们想起一个令人心酸而且难忘的礼帽故事。 新中国的成立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身在山东故乡的父亲毅然选择并参加了教育工作，被分配到了农村做教师。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借老乡一间房屋暂做校舍，一条长板用两根木桩钉在地上就是桌凳，从东庄西村召来了几十名不同年龄的学生，自编的教材便是学生的课本了。至于教师的薪水待遇，更是少得可怜！每月只给二斗谷子或二斗高粱（一斗等于十升），这点粮食不仅算是教师的工资，而且还包括学校的办公费用。 转眼间春天到了，一切都暖洋洋的。一天放学后，父亲踏着落日的余晖走在回家的路上，忽听身后有人喊：“那不是校文吗？”这声音好熟悉啊！父亲猛然回头，顿时愣住了，原来是他的私塾同学王鉴英。寒暄过后，彼此都非常急切地打听和了解对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王鉴英掌握电工技术，几年前去了东北，在吉林省桦甸县红煤矿当电工。当他得知父亲在家乡做了教师，便积极劝说父亲随他一起到东北当教师，并承诺东北给的工资和待遇远比山东这里高得多，每月至少可以给两石苞米（一石等于十斗）。父亲动心了！回家和娘说起了东北那边的情况，加之父亲的干爹王文炯早年闯关东也在吉林省桦甸县，混得不错，因此他决定自己先到东北考察一下。 就这样，父亲只身一人来到了吉林省桦甸县山清水秀的沙金屯。又是和在故乡建校时一样，开创了沙金学校，当上了沙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兼教师。等到放寒假了，学生的家长们和村干部唯恐留不住这位山东来的“圣人”，大伙便凑了六十万元的东北券（相当于当时的60元钱），让父亲回山东把家眷接到东北来。父亲便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故乡接家眷的行程。 当时的山东省胶南县是不通火车的，父亲只能在省会济南下车，然后再改乘汽车回胶南。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了钱，又临近年关，一向对金钱从不吝啬又讲尊严好面子的父亲，在济南火车站附近的集市上相中了一顶褐红色毡子礼帽。父亲把礼帽拿在手上，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往昔那艰难岁月和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痛苦经历，不觉浮现在眼前。父亲毫不犹豫地以五块钱的成交价买下了这顶礼帽，然后把这顶礼帽严肃庄重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五块钱！这在当时对一个老百姓而言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从小光着脚放猪，穿不上裤子，被人瞧不起的穷光蛋，而今能戴着这顶礼帽，穿着整洁体面的衣服回故乡接家眷，到东北干事业，虽然说不上光宗耀祖，但也可谓扬眉吐气！ 春节很快过去，寒假也快结束了。父亲、母亲和大哥一行三人整点行装，满怀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奔赴东北的行程。又到了济南火车站，在售票处，父亲按照回来时的预定价格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张车票钱递给售票员说：“买两张到吉林磐石的车票！”没想到火车票的价格在春节期间上调了很多，父亲身上除了原来预留的火车票钱，再就没有其他多余的钱了。当父亲从售票员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犹豫了一会儿，只好按照原来预留的钱把火车票买到了天津！买完车票后，父亲只剩下七角钱！火车到了天津站，父亲带着娘和大哥无奈地下了车。天已经黑了，只好找了一家叫“福兴祥”的客栈，勉强地睡下了。 天亮了，父亲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走着，思考着如何继续行程的办法。走着走着，父亲看到前面有一家当铺，但身上值钱的东西只有这顶礼帽了！当铺老板接过父亲递过去的礼帽看了看说：“顶多能当五块钱！”父亲沉思了好久，然后很不情愿地从当铺老板的手中接过了那急需但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五块钱，把那顶心爱的礼帽留在了天津的一家当铺。 回到客栈，娘和大哥早已醒了。父亲用这五块钱结清了昨晚欠对面小饭馆的账和住宿的账，又买回来几个馒头吃了。还剩下一块多钱，父亲到附近的邮局拍了一封发给桦甸县教育局请求汇款的电报。从这天起父亲就用每天拉黄包车赚的一块多钱，焦急地等待汇款，维持三口人的生活。到了第七天，桦甸的汇款到了，三口之家才重新踏上了开往关外的火车…… 父亲那顶心爱的礼帽只陪他度过了一个和故乡告别的春节，就匆匆地离开了父亲。别了，父亲那心爱的礼帽！这个心酸的故事，一直在我们家族中传讲了六十多年！父亲艰苦奋斗朴实厚道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家族几代人勇往直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4e2ecb79563c1ec4da71b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