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谈山水诗与佛教的关系 摘要：佛教的兴盛与山水诗的兴起、发展几乎同步，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从佛教教义对山水诗诗人思想的影响、佛教空、静观对山水诗意境的影响、僧人创作的山水诗、僧人与文人的交往，这四个方面来泛谈山水诗与佛教的关系。 【关键词】佛教；山水诗；关系 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大众的现实生活极其痛苦，佛教对彼岸极乐世界的描绘，对受苦受难的大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后来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在魏晋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水诗方面，文人在这样糟糕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责任感渐渐淡去，个人意识凸显，大多数人选择托意玄远以求全远祸，而对山水的亲近、观赏、吟咏成为其超脱现实的主要方式。 唐朝时，佛教取得了同儒、道相等的地位，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达到顶峰；山水诗方面，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独立的山水诗派，出现了刘长卿、韦应物、常建等一大批山水诗人，山水诗盛极一时。 由上可知，佛教的兴盛与山水诗的兴起、发展几乎同步，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将从四个方面泛谈二者的关系。 一、佛教教义对山水诗诗人创作思想的影响 佛教的核心教义是万事皆空、超脱现实，这对失意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他们官场失意、人生不顺之时，往往会寻找寄托、寻求解脱。佛教教义映射到山水诗的创作中便是爱慕自然，超脱现实的心态。 这种映射在谢灵运和白居易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谢灵运出身东晋大世族，是权臣谢玄之孙，官场失意后投身佛教，寄情山水，创造了大量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描绘了江南秀丽的山水，给人以美的享受，且多以佛理结尾，带有明显的出世色彩。白居易的诗风，以公元八一五年为界，前后截然不同。前期是积极的讽谕诗，表现他要“治君尧舜，再使风俗纯”的政治抱负；后期政治上遭受打击，信俸佛教，号香山居士，创造了大量的闲适诗。其中包括许多山水诗，如《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峙桃花》等等，都是表现他：“世事从今口不言”，“世间尽不关吾事”的悲愤以及“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消”的悲凉心境。 二、佛教空、静观对山水诗意境的影响 佛教追求净心、顿悟，受其影响，山水诗往往追求清幽、宁静、淡远、空灵的意境。我们以王维为例，王维，字摩诘，唐代山水诗的集大成者，被后人称为“诗佛”。王维自幼受母亲的影响，信奉佛教，“兄弟皆笃信佛，食不荤，衣不文彩”。他的山水诗也有着明显的佛教意境。如《山居秋鸣》：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首诗画出一幅秋天清爽宜人的初夜图景，使人感到空气是那样的新鲜，月光是那样的凉爽，泉水是那样的平静。意境清幽，静雅，诗意中带着禅意。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写空写静，给人一种空灵的感觉。这首诗空灵的意境与佛教追求的空，静相通，以禅入诗。又如韦应物《滁洲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诗清幽、淡远的景色，远离尘世的超脱感，空旷孤寂的独立感以及其中蕴涵着的“似有非有”、“欲言又止”、“无法名状”的神韵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 三、 僧人创作的山水诗 僧人创作山水诗由来以久，他们深居寺院，一方面熟读佛经，对佛经中的教义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静心修炼使他们更容易体悟自然。此外依山傍水而建的寺院也给他们提供了条件，因此，僧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诗。历史上出现过一批著名的诗僧，如唐朝的寒山、皎然；宋朝的志南、惠崇。他们的山水诗融合自然与佛理，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增强了山水诗的表现力，为山水诗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唐代僧人寒山的诗《杳杳寒山道》：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长有鸟，寂寂更无人。渐渐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所在的山中常见的景观，而诗人自己则在这漫长的时光中修身养性。又如唐代僧人皎然的诗《题湖上草堂》：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这首诗不仅描写了幽静的山水景物而且阐明了佛理，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沉浸山水而乐在其中的平静心态。又如志南的《绝句》：古木阴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杏花雨，吹面不寒扬柳风。这首诗以拟人的手法描绘了诗人的行踪，一个“扶”字可谓神笔，后两句是写诗人对春天的感受，真切、细腻；用“杏花雨”、“杨柳风”来形容春雨、春风，不仅形象地写出了春雨的芬芳，春风的温柔而且表现了诗人对春天的感受和由衷的喜爱。僧人写山水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文学修养也体现了他们对佛理的理解。佛理借山水诗而得到阐发，山水诗因蕴涵佛理而韵味无穷。 四、僧人与文人的交往 魏晋以前，文人对佛教往往抱着轻视的态度，很少与僧人交往，佛教也还没有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魏晋以后，佛教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而得到较大的发展，文人逐渐接受佛教，文人与僧人的交往日趋增加。魏晋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坛大家都与僧人交往过，韩愈和贾岛关于“推敲”的故事更成为文坛美谈。僧人与文人相互交往、唱和、赠送、答谢加强了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使佛教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表现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有对佛寺的描绘，如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高照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静，但余钟罄声。也有对佛理的阐发，如寒山的诗：登涉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溪长是石磊磊，涧阔草朦朦，苔滑非关雨，松明不假风。谁能超世界，公坐白云中。这首诗把对佛理的阐发、对自然的描绘、对自我的内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还有文人与僧侣间的交往过程中，相互间多有赠诗，如李白的《赠僧崖公》、《别东林寺僧》、《别山僧》等。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惠崇作画，苏轼赋诗两者完美地结合，共同描绘了色彩绚丽、生命昂然的春景。僧人与文人的交往，加强了佛教与山水诗之间的联系，同时拓宽了山水诗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法。 综上所述，佛教与山水诗之间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7be6f7763231126fdb11b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