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读书笔记 本书是作者关于制度变迁系列研究中的论文成果，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制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 就本书第一部制度理论而言。作者开篇名义的表示其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研究微观个体为对象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学派进行了批判。随着8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也标志着政治学研究制度的回归。在实现现代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纵然有兰德斯的文化决定论，有保罗·肯尼迪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决定论，还是普遍认为的技术决定论，作者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所依赖的制度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制度绩效。在此背景下，作者提出了SSP制度范式。SSP范式即由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组成的制度结构（Structure）决定了制度安排(System)，在制度结构基本成熟或不变的条件下，制度安排又决定了制度绩效(Performance)。制度结构由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促成，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理论，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产权理论。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因为国家界定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制度安排是组织结构、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易方式、政府与经济组织的关系以及作为非正规制度的意识形态。简单的说，就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制度绩效，即制度安排产生的实际效果，这不仅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还应包括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制度绩效与制度结构对应，包括经济绩效与政治绩效。 在第二章，作者主要检讨与批判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奥尔森在著作《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中，指出：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奥尔森通过无限放大“集体行动的逻辑“（基于经济人的个人在公共选择中都要搭便车，必然导致大型集团行动的困境），否定利益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期望一个没有利益集团的政治社会，同时他相信社会周期性震荡会消弱利益集团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作者反驳道：集体行动的逻辑既不能解释英国何以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里经济效率低于德国与法国，也不能解释8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竞争力却又高于德国与法国，也不能解释利益集团最为活跃的美国一直保持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在本章结尾，作者也给利益集团进行了正名：利益集团是政治体系中的次体系。纵然利益集团的自利性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产生，但是利益集团无力影响国家根本性的转折，自能影响自身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另外，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国家得以政策运转的前提。社会主体是多元的，利益也就会多元化。基于多元利益基础的利益集团才能充分表达政治经济需求，促成政府合理决策。 在制度理论这一部分，作者后续讨论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包括其梳理发展、运用性研究以及我国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 我国对于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而前两者更是政治界学界所关注的重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多用于分析前苏联的政治变革、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研究。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指出肯尼迪“经济变革”与“技术变革”来分析国家兴衰的路径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在这一部分，作者试图从制度的视角出发，遵循着国家兴衰的线索，思考政府治理形式之于国家变迁的重要性。国家兴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合理的制度组织安排有助于有效产权形成，而有效的产权则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作者对兰德斯的文化决定论进行了反驳。文化之于政治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价值观的文化本身就内化了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但是，作者指出同一文化范畴在不同的治理形式下油决然不同的命运。文化也许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但并非意味其占有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书的第三部分从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而由组织本身、交易方式（计划或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制度绩效。作者从这一思路出发，结合近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分析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最初的清末维新运动试图吸取西方技术和学术上的经验以试图救亡图存是治标不治本的举动。制度设计是倾向于既得利益集团就难以使得改革有真正的成效。到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无效率的产权制度下，控制一切经济资源的国家权力并不必然是强大的，因无效率而导致的权威和合法性获取的困难性，使貌似强大的国家权力产生了根本性危机，经济体制转轨势在必行。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描述的那般：“崇拜制度”其实就是回归政治学传统。本书着力分析制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制度纵然对国家竞争力提升起到关键作用，但本书唯“制度”论的色彩似乎稍重了些。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68ef32cf61fb7360a4c65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