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兴衰史——秦隋二代速亡原因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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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隋二代速亡原因之异同 战国末，秦与东方六国逐鹿中原，征伐百年，最终秦王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国，吞并九州，一匡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朝。然而，在历史的苍穹中，秦王朝宛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光芒四射，却转瞬即逝，二世速亡，不得不让人慨叹。秦朝亡国后的八百余年，在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个强盛德王朝——隋建立了。在历史的漫漫长流中，这两个王朝的衰亡惊人的相似：创建者遗留的隐患，二世的奢侈残暴，末期的天下动乱。冥冥之中，历史似乎在告诉我们：隋就是大秦帝国八百年后的魅影。然而，历史不会被重复，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秦隋二世速亡的原因有同也有异。 相同点之一——暴力治国：严刑的弊病 作为封建统治者，秦始皇已经意识到法律是维护统治稳固的重要工具。秦律最大的特点就是严酷。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秦将商周时期的五刑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死刑，罚作，内刑，迁刑和赎刑五类，每类刑法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其中“族诛”，“连坐”等恶刑使百姓苦不堪言，引起了各个阶级的普遍不满，使得一些人指责和影射始皇，由此引发的“焚书坑儒”更使始皇失去了士人的心，为秦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隋朝，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就律条而言，虽较前朝有所缓解，但依然比较严酷。此外，文帝晚年“喜怒不恒”，律外加刑，公开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甚至把朝堂变成刑场，使国家机器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作为开国皇帝，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他们统治国家都依赖严刑峻法，但严刑峻法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百姓的信服和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对这个政权产生厌恶和恐惧，王朝的统治基础随之动摇，这些确实始皇和文帝所始料不及的。 相同点之二——皇权的转移：太子的废立 封建王朝中，皇帝继承人的选择是国家延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废立太子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公元前210年，始皇巡游，与沙丘病危。他生前并没有立太子，没有培养理想的继承人，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失误。他对长子扶苏并不满意，将其撵到边郡，但弥留之际，又不得不决定把天下交给他，却没有保证这一决定实现的可能性和办法。致使赵高说服胡亥，胁迫李斯，发动政变，逼死扶苏而立胡亥为帝。而二世的侥幸即位，胡作非为，迅速亡国可以说始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秦始皇已经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即便是扶苏即位，也不一定能够拯救大秦帝国覆灭的宿命。历史不能被改写，因此我们也就无从得知若扶苏继位，秦朝又将是怎样一番场景。） 与秦始皇一样，隋文帝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同样犯了错误。文帝生前曾立杨勇为太子，杨勇生性直率，不擅掩饰，为人宽厚，优礼士人，深得人心，受到包括高颖在内的许多大臣的拥戴。然而，正是因为杨勇不擅于表现自己以讨文帝的欢心，这给晋王杨广以可乘之机。杨广为人狡猾，极具表演天赋，费尽心机，精心谋划以博得父皇母后的欢心，逐渐受到母后独孤氏的喜爱，这无疑给他的政治天平增加了极大的筹码。在独孤皇后的帮助下，他终于让父皇废掉了太子杨勇，立自己为太子，然而文帝将崩，杨广便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文帝一直都认为自己废掉杨勇而立杨广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临死时他才幡然醒悟，欲传位与杨勇，却为时已晚，只能含恨撒手西去，而正是被他一手扶持到帝位的杨广，将他苦心建立并经营的隋朝一手毁灭。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隋亡国的悲剧，却正是他一手所导演。 秦始皇和隋文帝，两朝开国君主，雄才伟略，却都被太子废立同一个问题所绊倒，他们没想到自己在皇权转移问题上的犹豫和错误的决定，将庞大的帝国送上了毁灭的道路，定格成了历史的转折。 相同点之三——纸醉金迷：惊人的奢侈 奢侈腐化是封建帝国所忌讳的弊病，然而，纵观中国历史，朝代更迭，鲜有哪位封建君主可以逃脱这个魔咒的束缚，它始终与封建王朝的灭亡相关联，是封建帝制难以摆脱的梦魇。秦与隋，无疑是两则很好的例证。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喜好奢华，广建宫室，修骊山墓，建阿房宫，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六国之财聚与秦，正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仅阿房宫一项，便耗费了无数金银，征召百万民夫，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再庾之粟立；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其奢华可见一斑。此外，始皇好巡游，每出行一次，就要闹的百姓鸡犬不宁，民生凋敝。与始皇相比，秦二世只能算的上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没有秦始皇的雄才伟略，没有作为一名政治家所应有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治国之道，而他的残暴和奢侈与他的父亲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继续逛修宫殿，吃喝玩乐，沉醉于无尽的奢华之中。 在奢侈方面，隋文帝虽然也喜修宫室，但尚无大过。而他的继承人炀帝则极尽奢华，他征发徭役，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宫室，苑囿，耗尽民财，征调民丁，致使许多百姓倾家荡产，炀帝还喜欢向少数民族和外国炫耀富强，为此，百姓耗费极大，苦不堪言，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终始民反，炀帝身死而国亡。 作为封建君主，秦始皇，秦二世和隋炀帝没能做到勤俭治国，他们把个人的享乐放在了第一位，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完全不必顾及百姓的死活。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奢侈腐化便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相同点之四——内政混乱：用人的失误 人才，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所非常关心的一个词。封建统治者中，明德的君主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亲贤远佞，让有能力的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昏庸的君主压制人才，诛杀贤良，任用奸邪小人，致使统治黑暗，令国家走向衰亡。 秦始皇生前宠信宦臣赵高，却没想到赵高在他死后违反他的意愿，发动“沙丘之变”，矫诏逼死扶苏，谗言诛杀李斯，最后又杀掉秦二世，赵高当权时，政局一片混乱，许都忠贤的大臣无端被杀，国家统治机器一度难以运转，秦的速亡与赵高有着直接的联系，信任和任用赵高无疑秦始皇政治生涯的一处败笔。赵高，秦之罪人，但更大的责任则在秦始皇和二世用人不当上。 隋朝，隋炀帝在对待功臣，贤能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杨素，高颖，国之重臣，位高权重，颇有能力，是文帝的股肱之臣。炀帝和高颖有隙，又恐杨素功高震主，故将二人铲除，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二人死后，朝中只有一些平庸之臣和阿谀奉承的小人，以致隋朝大厦将倾之时，炀帝已无人可用，仅凭一人之力，苦撑危局，隋朝的灭亡已经注定。 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误，无论是对秦还是对隋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赵高的当权，高颖，杨素的死，这一切都预示着强大帝国的没落和衰亡。 相同点之五——帝国悲歌：长城与运河 秦朝长城与隋朝大运河，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是神州大地的象征。在它们身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帝国倾全国之力，修筑这庞大的工程，为后世留下了永久的财富，却也敲响了帝国灭亡的丧钟。 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巩固帝国的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秦后许多朝代都修筑过长城，为了修筑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秦始皇征发百万平民，男子不够就征发女子，为修建长城而死的百姓不可胜数，中原大地上，一时间“白骨露与野，千里无鸡鸣”。无休止的徭役终使百姓奋起反抗，反秦的烽火一时间遍然天下，长城的修筑成了秦朝灭亡的导火索，修筑长城既是秦始皇的一项丰功伟绩，也是他难以抹去的沉重罪名。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为了方便自己游玩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大运河全长两千多公里，历时近六年，征发百姓数百万，百姓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是大运河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93f3cb169dc5022aaea00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