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止于知者而不是智者 自从有了自媒体，一直被垄断的舆论环境发生极大改变，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偏听偏信，而是多了一个心眼，凡事都愿问一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是社会进步，是五四思想先驱锲而不舍的追求。 伴随着思想一律、舆论一律渐行渐远，多元化的声音，知识精英动辄质疑，人们尤其是管理者或许有些不适应。其实，这是一个社会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管理者在多元格局中要学会容忍，学会倾听，学会见贤思齐。 网络上确实有些智者听风是雨，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将那些不完整的信息，尤其是官方不愿公布的一些政治信息用智慧，用想象给予补充，使之构成合乎历史与逻辑的故事链条。比如去年重庆“休假式治疗”消息发布后，无数网络智者根据支离破碎的信息，别开生面，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看来，那些描绘，有传闻，有见闻，有想象，但是如果对照济南中院最近发布的庭审记录，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去年信息发布不完整的时候，网络上的传言大致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当然，对照庭审记录，也可以看到一些完全出于想象的瞎编，尤其是各位高人无限制地扩展“阴谋论”，现在看来可能是有问题的。阴谋论是明清以降中国人非常特殊的审美情趣，但阴谋论在政治实践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实际上很值得重新研究。 想象的传言给管理者带来不少困扰，但管理者不能由部分不实传言去追查传言，或谣言。所谓传言倒逼真相，就是说当这些传言可能与管理者掌握的真实有差距时，让传言继续流传可能会对社会误导时，管理者就应该适时发布部分真相，不要让那些新闻发言人总是在重大新闻发生时缺位。 新闻发言人缺位，真实信息被封锁，为流言、传言、谣言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智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从已知推导出未知。这是人类好奇心的驱使，也是人类知识积累的基本途径，是人类对自己已有智慧的挑战、考验。而且，如果管理者不能及时发布真相，满足大众好奇心，那么，这些流言、传言、谣言，也势必构成故事发展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从古典到今典，那些有根无根的流言、传言、谣言，对于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来说，既是果，也是因。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些流言、传言、谣言的发布、影响及动因、后果，我们就根本无法准确解读几千年的中国史。三言记录了历史片段，也参与了历史创造。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非常可惜，如果不发生那样的悲剧，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政治改革道路上往前推进一大步。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检讨那一年那些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朝廷当年信息发布不完整不及时，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三言中：两宫间真实关系究竟怎样，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为什么急于提拔四小军机，又为什么小题大做将礼部六堂官集体免职，懋勤殿究竟设不设，袁世凯为何而来，伊藤博文在北京与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康有为单独谈话究竟说了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当时的皇上有一个美国总统式的发言人及时发布消息，相信康有为无论怎样孤僻，怎样具有想象力，都不会得出皇上已被囚禁的结论，然后再根据这个大胆假设去策反清军，动员江湖。信息的不完整、滞后，是1898年政治逆转的最大教训，为康有为这样的智者预留了想象的无限空间。我们今天可以根据史料指责康有为过于急切耽误了中国，也可以指责他的那些想象毫无根据，但我们如果从清政府立场去检讨，是不是也有信息发布方面的教训可以总结？ 传言、流言、谣言，误导了政治，改变了历史，三言本身又在这种情形下构成了历史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研究1898年政治史，如果无视三言，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信息的完整、及时，是让智者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节省；信息的不完整、不及时，就是有意无意激活了智者的智慧。老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可能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形应该是，“谣言止于知者”。 信息公开了，完整了，知道的人多了，无论多么智慧的人，都没有发挥的空间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b94d167a8956bec0975e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