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理论简述 标签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六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到七十年代己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研究越轨行为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标签理论来源于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它主要探究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而非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一个人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组织处理个人的越轨行为时，被贴上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而这些标签是一种社会耻辱性“烙印”，它将越轨者同“社会的正常人”区分开来。而被贴上“标签”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修正了“自我形象”，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不良的评价，并开始认同他人的观点，确认自己是坏人，进而被迫与其它的“坏人”为伍，进行更加恶劣的越轨行为。久而久之，越轨行为者愈陷愈深，最终无法自拔。标签理论强调社会对越轨者的反应，包括训斥、责骂、歧视、惩罚等，认为社会的反应是造成初级越轨者一步步加深，最终陷入“越轨生涯”这一深渊的重要原因。 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和莱默特。贝克尔在年出版的《圈外人》一书中，对于标签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将标签理论发扬光大起来。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三点即对越轨行为成因的解释、标签的张贴具有选择性以及越轨行为的养成是一种被辱的过程。 第一、对越轨行为成因的解释。一个人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大家庭中的“正常人”演变成一个被“标签”了的“不正常人”呢？标签理论认为，是由于这个人实行了被社会法则—如法律、道德等所禁止或者所鄙夷的行为，即违反社会法则的越轨行为。而越轨行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只要有阶级社会的存在，就会有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只要有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存在，就一定会有背离社会规范和破坏社会控制的行为。因此，标签理论认为越轨行为的成因来自于社会反映，越轨行为是被社会建构而形成的。 第二、标签的张贴具有选择性。标签理论认为标签的张贴是由选择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签的张贴是因人、因事、因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二是标签的张贴的选择性表现在标签的张贴在社会阶层中的不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容易被张贴上标签。 第三、越轨行为的养成是一种被辱的过程。标签理论突出地强调越轨是相对的，集中探究的是越轨行为的过程。标签理论者把越轨行为理解为越轨行为者和非越轨行为者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而不是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一套特征。每个人都有初级越轨行为，就像孩子为吃零食而偷了父母口袋的几块钱那样，只不过这类行为中大部分是暂时的、出于好奇的、微不足道的或者是易于掩饰而不被人看见的。正因为初级越轨行为可能不被人觉察，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的看法。但是，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某些重要人发现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就会被人公开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小偷、骗子或吸毒者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号。身边的人们就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他做出种种的反应，例如歧视、轻蔑等，时间一长，初级越轨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甚至对别人的看法表示认同，认定自己是越轨者，并开始做出相应的行动，从而表现出次级越轨既卷入违犯社会规范的行为，并被其他人标签为越轨而且越轨者本人也这么接受了。一旦越轨标签被进一步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越轨”，开始踏入其“越轨生涯”。 一旦被被贴上标签的人再没有选择的机会，只有忍受他人所强加的观念，被迫承担与遵从“越轨者”的角色并表现在行为上，而越轨身份与越轨生涯的最后阶段，就是个人投入一个有组织的越轨团体，以获得情绪支柱、赞成及鼓励，与其成员彼此认同，而安于越轨行为，提供他继续履行越轨行为的合理化基础。比如生活中，按成绩划分好学生与坏学生是经常见的。假如A是个成绩一般又活泼好玩的学生，然后老师在全班人面前对一个成绩较好的学生说你不要和A在一起，A只会影响你学习，拉低我们班的分数。那么A就等于被贴了一个“差生”的标签后，其日后的只会跟和自己性质一致的人在一起。并会采取各种方式比如捣乱课堂秩序、考试作弊等越轨行为来符合他的标签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标签的公开张贴在越轨行为的养成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因为被张贴上标签，“圈外人”才受到社会的排斥反应，开始被原先的社会环境所“隔离”，开始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自我形象，并开始扮演“正常的人”所界定的越轨者的社会角色。由此可见，越轨行为的养成到被公开标签是一个被辱的过程。 标签理论给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分析了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并把重点从个人移转到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的反应，使我们了解到越轨行为并非少数人的行为，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只有少数人会因此而付出代价，这些人往往是弱势团体的组成份子，缺乏磋商能力，容易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它也使我们了解到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所经历的是多么不人道的历程。 标签理论的提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大震撼，不仅为犯罪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也为医学、种族、教育、女性主义等领域找到新的思考点，并且为预防犯罪和如何矫正犯罪人回归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明白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恢复为“正常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09bd50a1a2e453610661ed9ad51f01dc28157b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