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微博因官员的参入更加热闹非凡。 卫生厅官网、微博、公开报道……刘维忠多次提及猪蹄对艾滋病、肿瘤等的治疗效果，猪蹄汤被他视为救人续命的良方。网友戏称其为“猪蹄厅长”。 今年5月，甘肃省卫生厅官网上一篇“医务人员9天打通任督二脉”的报道被网友围观，厅长再上微博回应质疑，称打通任督二脉并非武功绝学。他再次成为网友茶余饭后揶揄的对象。 无论刘厅长对中医的推崇和热爱是否遭到误解，但他已经让人们看到一个事实官微涌现，官威无存。 体制内的意见领袖能走多远？ 微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场。它去中心化的特点，让人人都拥有自己的麦克风，它在推动机会均等意识复苏的同时造就“百家争鸣”的网络态势，以权力为中心的传统话语权威正在以破竹之势被解构和瓦解。 但在碎片化的微博平台上，不同人的言论的分量和受关注程度并不均等。有的人“哦”一声就有成千数万的评论和转发，而有的人成千数万条微博都像孤独的自言自语。微博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制造舆论中心，在瓦解传统权威的同时也在树立新的话语权威。 这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挑战之中蕴含机遇，掌握微博舆情动向、做好微博舆论引导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2012年上半年，在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党政机构微博已达25866个，公务人员微博总数也近2万。官方机构微博正在形成集群化的发展趋势，富有个性色彩的官员微博逐渐被塑造成体制内的意见领袖。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新浪微博的数据分析得出的“2012年上半年公务人员微博排行榜”中，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甘肃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等与民众互动频繁的官员位列其中。在粉丝量这一指标上，他们均超过10万，多则数百万。 对于官员微博所起的作用，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表示“在个人层面，它能够帮助官员塑造个人形象，传播官员所在部门的信息，并且有利于他更亲和、更近距离地了解民生，了解公众关切，提高自己工作的实效，也在质疑声中开阔心胸。”“在政府整体层面，所在政府部门和地区有越多个性官员能够开设微博，越能扭转政府的办事作风，改善政府形象，对整个政府运作效率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尽管既符合民众期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但官员开设实名微博仍然面临诸多压力。 “潜水的官员，起码几百万、上千万。很多官员都开设了微博，但都在潜水，包括省部级的官员。”张志安教授向本刊记者透露。 官员不敢浮出水面的原因多是由于有“枪打出头鸟”的担忧，战战兢兢、低调行事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哲学。“那些受到网民和媒体追捧的领导，有不少在政府系统内的评价并不特别高。”另一方面，能够得到网民和媒体认同的往往是敢言、直言的官员，保守者必遭过滤。如果言论尺度把握不当，则要么过犹不及，要么有作秀之嫌。作为公共人物，官员有一定的表达风险，且是来自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双重压力。 8月8日，晒车牌号、曝工资收入、发自拍照、贴家人照片……在微博上几乎从来不遮不掩的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突然宣布“为避免个人出风头，拟把这账号改成红河宣传”。伍皓的急流勇退之举，被众多网友认为是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退场”。 官民对话如何建立？ 或者专业，或者亲民，微博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为官者的必修技能。 2012年7月，浙江省台州市委宣传部官员、办公室主任陈永渊发微博称，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今年在干部选拔考题中，把微博写作列入试题中。陈永渊还晒出了这道考题请在“微天台”发一条我县举办天台鱼香节的微博。最终，310份答卷中，约60%的考生在微博写作时超过140个字，得零分的有3人。 而新浪微博官方此前也发布了全国首个《政务微博运营规范手册》。这本“指南”提出了政府机构微博、官员微博、微博发布厅等的运营规范，包括页面展示、团队搭建、日常运营、舆情应对、信息安全等部分。《手册》建议，政府机构发布信息要敢于面对围观谩骂，做到“十二要”与“十二戒”，官员个人微博则一定要“接地气”。 但这些归根结底只是技术性要求，对于官员而言，微博的内涵远远不止如此，它还是对民主素养的锻炼。掌握好微博这种传播介质只是第一步，收敛官威，洗涤掉被公众厌恶的衰朽气息和傲慢情结才是更重要的环节。 但现阶段的政务微博，还难切实发挥实效。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单向传播，而回应公众质疑、投诉、意见的互动较少，对公众关切置之不理。 “官和民不能够对话，最大的障碍是还没有任何机制要求和监督官员必须在网上回应公众的问题。”许多政府机构微博只是领导命令下的“命题作文”，它们可以对公众问题置若罔闻，官员个人更加没有制度压力。因为没有公务员法规要求他们开设微博，或者上网回答公众疑问。 除了缺少制度制约，网民的“暴戾之气”也是影响官民对话的一个重要因素。 “官员恐惧说错话以后会引起网民的批评，甚至过激的批判。”张志安说，“在网民的批评背后，更主要的是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或者称之为‘结构性怨恨’。网民对公权力本身有一种不信任感，对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部门存在结构性怨恨。因此，对于体制中的一部分，即对官员个体来讲，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不得不面对和承载本不是他个人需要去面对的普遍的、行业的、社会性的压力。这也是影响官民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的网络话语权？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2efba2a01020740be1e650e52ea551810a6c9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