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读书笔记 Chapter 1 p1-p20 Seaward Sweep: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China Sweeping south and pulling back 作者简介：王赓武，CBE（1930年－）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及教育家。做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影响力。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王赓武认为中国天下观念更有包容性，中国版图的问题、主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为避免狭隘民族的概念及政策的问题，主张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矛盾的，但可以和理想的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秩序结合。王赓武祖籍河北正定，其祖父为官而南迁江苏泰州，后迁上海，其父则到南洋教中文。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旋即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1955年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曾任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等职。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多年。王赓武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其前任者为黄丽松教授，继任者为郑耀宗教授。1994年荣获日本国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台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 在本书的一开始，作者罗列了一些史实证明中国与东南亚在很久以前便有了经贸往来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与东南亚的吴王朝的初期交往，唐代时期与南洋诸国的外交联系增强，宋朝时期向东南亚移民人数增多„„与此产生对比的是：在近代时期以及现代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国家的往来并没有曾经那样密切，甚至有的国家一度与中国保持一种敌对的状态。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利用早期和东南亚诸国较好的关系发展下去，导致了近现代时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在作者看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海外的中国人最终定居于东南亚的原因。 作者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中国人不同于欧洲人“靠海生活”的生活方式，——“Earthbound”，即“安土重迁”。“安土重迁”是一种情结，表达的是习惯于深居内陆而不愿靠近海边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早期“依海而生”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大海”是生活和发展的必然途径，基于此，争夺大海才是主要任务。那么，要想探究海外的中国人最终定居于东南亚的原因，那么必须明白从“安土重迁”到“定居海外”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 首先，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安土重迁”情节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其本身造成的影响： （一）“mind-set”即“大陆心态”的形成。中国早期的移民迁徙使得黄河成为整个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心效应”有两个效果：吸引和扩散。北方的游牧民族受到吸引，开始向南部，也就是中原地区迁徙；而另一方面，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开始向南方扩散，到达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二）由黄河地区向东南扩展的一支止于海洋，迁徙过来的人们定居下来，经过漫长的岁月，民族间相互融合交流，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百越族”。百越族活跃于主要的内河，入海口，从事捕鱼，航运等海洋事业，从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人“靠海发展”的大门。（三）接着从向东南亚延伸的这一支来说。就在“靠海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阻碍就来了。下一批继续向东南扩展的北方人带来了北方的文化，“新来的”北方人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认为早期迁徙于此的中国人开展的“海洋事业”毫无必要，“大陆心态”才能满足历代统治者的中央集权的需求，海外的冒险是毫无必要的。正如本书原文这样写道“There was no need;the other shore was never where the enemy was”,换句话说，“东南亚并不是中国需要涉足的地方”。（四）工具技术方面欠缺。即使发展起步早，早期中国人除了捕鱼用的小帆船和舢板以外，连一支像样的舰队都没有。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忽视，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干涉和遏制。（五）除了中国本身的“安土重迁”情节和“大陆心态”之外，东南亚诸国起步晚，发展慢，社会形态原始，太过分散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或是强有力的统治机构（small polities,port cities）的种种。,基于此，中国忽视了东南亚各国的发展。由于上述的情况，中国与东南亚的发展只停留在表面的出访往来，甚至有时候这种表面的交流都是中断的。唐朝时双方的经贸往来达到高潮，香料，药品的输出促进了马来群岛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往来的更多的是被利润和宗教吸引，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技术的发展，没有考虑到未来长远的进步。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安土重迁”发生转变的曲折过程了。如果说唐代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交流的高速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从唐灭后的五代十国一直到元代则是跌宕起伏，充满曲折的时期。在这段长达六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历代统治者迫于各种原因，或是炫耀武力，或是传播思想，开始渐渐向东南亚派遣人员或机构；而个人方面，前往东南亚的人数也在增多，虽然更多的只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个地方政权不断新建重组，中央权力受到严重削弱，地方的自主性得到加强。有赖于此，沿海地区的割据政权在有利的地理位置条件下，全神贯注于对海洋的探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众多的割据政权中拔得头筹。这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之间的联系的发展，其中最远的一个割据政权到南宋时期已经直接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成为了独立的政治个体——越南。在作者看，这种变化是完全不同于之前所说的“大陆心态”的，应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的中央集权的重新整合和北部辽、金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使得统治者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北方的交往与联系当中，与东南亚交流不得不再次放缓，错过了本应该长足进步的“黄金时期”。正如同北宋政权面临的威胁一样，南宋同样面对着游牧民族的侵扰，这是基于“大陆心态”和“大陆权力地缘政治”得到的结果。但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方面是，南宋政权迁都杭州，成为第一个把都城置于一个直接面向海洋的位置的政权。在此期间的经济发展为摆脱“安土重迁”的情节又一次提供了推动力，最终带动了中国同东南亚诸国的交流。自此之后，双方的联系和往来虽然有过停滞，但是并没有倒退，一直延续了下来。蒙古时期，官方的中-东联系再次陷入低谷，不过这一次，个人方面的联系并却没有倒退，甚至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正如原文中作者写的“The Mongol Yuan was both a continental and a maritime power”，甚至有人称这一时期为“Pax Mongolica”（蒙古统治下的盛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外的中国人自身的进步，也有同当地原住民的融入，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中国人社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往来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方法： （1）王赓武从文化的角度对于“为什么中国人不利用亚洲贸易港口的早期联系进行移民呢？”这一问题进行回答，认为是中国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阻碍了中国向海外的大规模移民。 （2）为解决东南亚华人具有的多重认同概念的问题，王赓武通过规范的概念加以研究。 （3）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投资。 （4）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研究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问题。 学术价值： 对于海外华人移居海外的论证具有科学性；对于中国人由北向南迁徙的阐释具有理论性；论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具有创造性；文章的结构，格式，逻辑思路具有规范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364b04055270722192ef7b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