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的思想 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朱熹的儒学深化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他提出，世界的本体是“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一切事物，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有其理。在朱熹的思维中，理是宇宙间万物之根本。朱熹的宇宙哲理思维还在于，他没有把对宇宙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理的抽象把握，而是把宇宙看作是万物之理与理的多种形式的统一。如果只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现实的物质世界，则必须有气，气依照理的模式运行，凝聚、构成世界万物。 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提出其宇宙生成论。他认为，理的全体是太极，太极是宇宙理的终极；理的具体化则分殊为万物。朱熹论证说：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气因此理而有实际的动静。气之动者，即流行而为阳气，气之静者，即凝聚而为阴气。鉴于这种认识，朱熹在总括其宇宙生成论和理、气关系时认为，理为宇宙根本，气为生成材料。“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即任何有形事物都是由理、气构成，其中理为主宰，气被理制约，二者不分先后，不可分离。然而，若溯本穷源，“则须说先有是理”。 总之，朱熹的宇宙论不再是从主宰角度对天和天命的伦理性崇拜，而是借助于理、气等范畴及其运转对宇宙本源和生成，对宇宙与人、事关系作了初步揭示。因此，其宇宙论具有了哲学基础的性质。 朱熹重视伦理道德。不过，他是从哲学角度来审视的。朱熹认为，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体现在具体人身上的理，就是人性。不仅人有性，物也有性。显然，形而上的理落到现实世界具体事物中便是性。“在人，仁、义、礼、智，性也。”在朱熹看来，理为万物之本，性是在人的表现；伦理是为人之本，道德是人性的表现。据此，他从人性这个根本出发，提出社会伦理之纲：“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接事实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现实中会有违背“理”的不道德行为呢?这是人欲造成的。天理存，人性在，则人欲亡；反之，人欲胜，则天理灭。所以道德修养的根本是“明天理灭人欲”，由此才能恢复人的天性善，达到“仁”的圣贤境地。可见，在朱熹的学说中，体现在人的行为中的伦理道德都源于行而上的理，生于普遍意义的性。道德--人性--物性--天理的统一与贯通，这就是朱熹把儒学人生伦理观深化为世界观体系的哲理思维。 儒家社会观的核心是为政方略。基于孔子的伦理思维和当时形势的需要，他主张对社会要实行“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唯一有效的方略就是用道德原则处理政务，以最终构成统一规范的社会道德秩序。其间，具体办法可以千变万化，但实行德治原则不能更改，就象北极星“永恒不动”一样。孔子认为，只有德治，才能使人知耻归心，维护社会和谐及其发展。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夫如星，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为此，统治者在对广大民众进行道德伦理教化的同时，首先自己要做到德高而众望，“修已以安百姓”，施政要符合仁的要求，“举贤才”、“养民”、“富民”、“轻赋”、“薄敛”。 朱熹把孔子的社会伦理观发展为社会理治论，竭力主张以理治国。他提出，世界上每一事物，其存在和发展运动各有其理。若帝王心术合乎其理，则国家治；反之，则国家乱。这个社会之理，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之道。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天地之间也。若论文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又说：“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正谓此耳。” 即治国平天下之道是永恒的。但这种历史发展之道是否能实现，则要看人是否遵道而行。凡能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所作为的人，无不依此道而行。朱熹论证说：“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豪杰者，亦未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有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719a105b7daa58da0116c175f0e7cd1842518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