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社会学：理论、方法与议题 --通识教育讲座第5讲纪要 2012年3月21日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五讲在博学楼第三阶梯教室举行。主讲人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演讲主题是"中国劳工社会学：理论、方法与议题"。讲座主持人为劳动经济学院朱俊生教授。劳动经济学院以及兄弟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朱俊生教授在介绍中引用了沈原教授在论文集《市场、阶级、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中一段思考独特并且深刻的文字："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这让在场的师生们对沈原教授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有了初步生动的了解。 沈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劳工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观点与方法、当代劳工研究的若干议题。 首先，沈教授指出，世界工厂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世界等级的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伴随着"世界工厂"与新兴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强烈时代意识的社会学应该把工人阶级带回学科研究的中心，并逐渐完善和构建劳工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经济学对全球体系、世界工厂的研究相呼应，社会学应该加强对新型工人阶级的研究。但是现在的社会学面对新兴工人阶级有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社会学研究工人阶级的理论透镜是错位的，把其放在社会底层，作为社会问题的理论透镜下来观察。这种研究不应该止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工人阶级导致的社会问题这种视角，应该进入更加本质的阶级分析。不然就是立场暧昧。沈原认为劳工研究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应以解放劳工为目的。当前劳工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概念模糊，要么就是"过度概念化"，让人觉得不知所云。要么就是"低度概念化"，仅仅局限于现象描述，比较琐碎。因此要把工人阶级带回社会学分析的中心，特别重要的是要确认劳工研究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劳工解放的社会历史使命；运用劳工社会学的知识体系面对劳工问题。 接下来沈教授介绍了劳工社会学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他从劳动过程理论、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三个角度来具体梳理劳工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其中，劳动过程理论由马克思开始，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建筑师与蜜蜂的譬喻用来说明人类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在劳动过程的开始之时已经出现在头脑中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觉得愉快，处于异化状态。这套理论奠定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理论在70年代遭遇到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认为阶级已经消失。布里弗曼重新重视劳动过程，认为控制方式和机制是"去技能化"。资本主义成功实现对"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脑力劳动的部分被分化出去，产生了白领。对工人来说就是"去技能化"，变成机器的附庸，是一种退化。知识和技能向管理层集中，公司中层管理机构的迅速成长。爱德华批评了布里弗曼的"去技能化"作为唯一的控制机制和形态，划分了三种控制形态：人的控制，等级控制和科学管理。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布洛维综合了上述理论体系，通过对一个机械工厂的研究，观察到霸权与"争强游戏"，视角发生了根本转换，转向劳工主体性，他以这种方式提问"为什么大家那么努力工作？满意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与之前理论和研究把劳工作为被动的客体相比，这是一种根本转变。布洛维转向劳工的主体性，认为车间文化和工人主动参与资本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实质是游戏掩盖了剥削的秘密。这是一种"争强游戏"。布洛维认为这种游戏掩盖剥削背后是"霸权"概念，"霸权"不同于"强权"，是一种车间文化，工人作为主体参与构建。后来，布洛维又提出了"工厂政体"的概念，指出关注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方面的重要性，搭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当然，现实中的工厂政体可能不仅仅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工厂专制政体"和"霸权整体"，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混合。在布洛维的基础上，西方劳工研究号召把抽象工人还原成具体工人，加入了对阶级属性之外的非阶级属性比如性别、种族、公民权和文化心理等变量。比如李静君和韩启澜的研究。 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源于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论述，但是马克思赋予了工人阶级太过沉重的使命，工人阶级解放自己前提是必须解放全世界。马克思之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发生了两个转向，一是转向文化分析，强调阶级形成过程中产业工人的体验。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书非常诗意的写道"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他自身的形成中"。二是转向社会分析，马克思重点是讲经济、政治，而不重视"社会"，以至于马克思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长寿"，后来的研究试图用"社会"重建经典理论。资本主义之所以长寿，并不仅仅在于其创造了很高的生产能力，也不仅是因为有很好的技术，而在与创造了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矛盾张力的宣泄器。虽然有很多冲突，但是延续下来了。其中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一项研究是关于加尔各答黄麻产业工人的研究，强调印度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形成机制。关注了印度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性，比如种姓制度、文化心理和民间崇拜。另外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是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主要研究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韩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组织和动员机制，社会背景是军事管制和快速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的结盟力量是教会与学生。这些研究摆脱了简单倾向的社会结构分析，特别是阿尔都塞等人理论主张。 关于全球背景下的劳工运动。全球化带来了当前的双重危机：劳工运动的危机（美国工会数量直线下降）和劳工研究的危机（最聪明的学生不研究劳工问题）。多少持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劳工研究者们意识到危机。关于劳工运动，传统解释包括两个反抗模式：一是马克思的生产和剥削作为反抗的基础，比如现在血汗工厂工人反抗；二是博拉尼的市场化作为反抗的基础，比如国企改革时候下岗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对劳工运动的化解策略包括空间调整（产业转移），技术调整，产品调整和金融调整。而工人力量的泉源来自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市场讨价还价能力和车间讨价还价能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利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矛盾化解策略是空间调整、技术调整、产品调整和金融调整。所以有劳工研究者说，"资本走到哪里，就把冲突带到哪里"。 关于劳工研究方法，沈教授梳理了以下三种方法：一是综合方法体系，包括定性、定量、口述史和文献分析。二是车间民族志。进企业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上清华很多学生正在走这条路子，即深入工作现场，通过参与劳动过程来描述和解释车间中各种复杂关系和制度安排的方法。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跟经济学不一样，劳工社会学要实现从"抽象"到"具体"，要看个体工人具体的生产、具体的劳动、具体的生活。必须跟工人融为一体，工人不会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研究者。研究者需要去观察和发现他们碰到的问题及其反应。三是扩展个案研究方法。强调不同个案比较，强调经验与普遍性理论的对话与碰撞。 最后，沈教授陈述了当代中国劳工研究中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议题。沈教授认为，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生产体制的问题，关键是改变生产体制，尤其是当这个生产体制和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时候。农民工的生产体制最重要的是它的劳动力再生产。沈教授分析了农民工生产体制中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拆分，即"更新"（Renew）/ "再生产"（Reproduction）的分离，通过制度安排，造成空间分离。这种生产体制使得农民工生产体制呈现高流动、低工资、强劳动、低福利等特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沈教授着重探讨了抗争运动、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及网络时代的工人阶级等研究议题。 沈教授在抗争运动议题中特别提到2010年5月的"富士康事件"和南海本田的大罢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潘毅的解释是农民工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代际更替；布洛维的解释是富士康是军事管制，农民工天然的社会关系被砍断，"工厂政体"，新生代农民工只能用个人的方式来反抗，而南海本田农民工的天然关系还存在着。矛盾不可缓解，沈教授认为，如果不改变生产体制，将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抗争运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谈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时，沈教授说，教育是人们改变自己的位置、改变自己的地位，向上流动的一个方式。但是学校可能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个手段。一个学生在学校，可能就确定了他出来是个什么阶级的人。农民工子弟学校是社会热心人士的慈善行为还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制度安排，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沈教授认为是后者。农民工的子弟进入学校以后，特殊的设置、老师的要求、校园的文化、社区的压抑、家长的希望加在一起，本来进去是有理想的，到了出口的时候，就无奈地妥协，打断了他们通过四年制大学改变自己身份的能力。沈教授提出，"勿因善小而不为"，我们每一位学子都要思考能不能为之做点事。比如，清华有学子用远程教育的手段来辅导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行动也是社会学一个重要的议题。 网络时代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影响？有些人认为，信息时代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进来，一部分人被挡在外面。沈教授认为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实际上，农民工同样在用信息技术，很多的反抗也是在用信息技术。三十年前的一个研究表明，工人之间的联系不仅在生产过程，还有一个"Banana Time"，就是在生产过程的间歇阶段。而现在的工厂，到了休息的时间，几乎没有工人之间相互的交流，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手机。究竟是信息技术隔断了工人之间的联系还是以新的方式重构了工人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沈教授与同学们就社会学研究范式、车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政府在劳工问题中的作用、农民工向上层流动的途径与空间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问答互动。沈教授指出，任何研究都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和理论对话，哪怕最后的结果与初衷不符；二是要注意微观研究的宏观条件。从一点延伸出去，看到国家与市场的作用。个案需要上升到普遍，要有理论，要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找到共同点。如果有这两点，即使部分地改变了预设条件，也没有大碍。在回答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时候，沈教授提出经济学是从新古典革命以后，在边际和效用两个概念上引进数学分析，把整个学科统一了，是单一的范式；而社会学是多元范式，有定量分析，数据分析，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但当我们面对活人的时候，面对转型时期瞬息万变的条件时，个案调查是更为有效的。 沈教授在总结中提出，劳工社会学、劳动经济学以及劳动关系等不同学科应该多进行这样的沟通，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同时，沈教授提出他对大学生的希望，"勿因善小而不为"，多关注、关心劳动阶级，"大学生是劳工天然的同盟军"。最后朱俊生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赞赏沈教授对劳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如数家珍、对国内外前沿研究信手拈来的大家风范，并对相关各方对讲座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鼓励和欣赏同学们对本次讲座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提问讨论，并再次重申"通识系列讲座"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大学生。 （劳动经济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王珊娜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朱俊生修改）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9654296e53a580216fcfe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