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于196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疯癫和文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由此开始他关于理性与系谱学的探索 福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逝世。福柯振奋多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柯的学术兴趣在一些生僻的领域，诸如精神病学、疾病、监狱、性错乱问题等福柯的相关经历为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与文明》打下了基础。 在本书中，福柯想要追溯的是疯癫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处置方式。追溯的起点是人们尚未将疯癫与理性区分之时，终止于二者的截然分离。。。。 由于福柯是按照历史顺序来书写的，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 中世纪末： 福柯是从论述“麻风病”开始的。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用来隔离麻风病人的巨数麻风病院却留了下来，并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然而“麻风病引退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意比麻风病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为后来的大禁闭做了铺垫 文艺复兴时期 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中世纪末，疯癫和疯人作为巨大不安的象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此时，人类对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可以说，这一时期，“疯癫”尚不存在，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东西。疯癫也尚未被与理性相区分，它只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福柯运用了一个鲜明的意象来说明中世纪疯人的边缘地位，那就是“愚人船”。在文学作品中，它富有浪漫色彩；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曾是城镇处理精神错乱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放逐他们，让他们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福柯认为，疯人远航实际上具有过渡和社会区分的象征意义。 中世纪的人对疯癫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人们在疯人的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即认为“人类具有某种动物发狂的可怕形象”。人们对它们感到恐惧，因此用“愚人船”把他们流放远方。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大量地谈论疯人，这反映在各式各样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究其原因，是因为疯癫具有魅力，“疯人的智慧指示着什么呢？毫无疑问它是被禁止的智慧，所以它既预示着撒旦的统治，又预示着世界末日，既预示着终极的狂喜，又预示着最高的惩罚，既预示着它在人世间的无限威力，又预示着万劫不复的堕落。”总之，中世纪的人们对疯癫是又恐惧又好奇。 简而言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它能得以自由呼喊和书写，那时，这个世界对疯癫还是很友善的。 古典时期 由于隔离有效，麻风病在欧洲突然消失，大量麻风病院闲置，管理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城市内有许多流浪、乞讨者。这是1656年在法国成立“总医院”的背景古典时期（17—18世纪）。以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为标志，开启了大禁闭的时代，“精神错乱者”与贫苦流民、罪犯一起，受到了与先前的麻风病人同样的待遇，被禁闭在各式感化院、收容所和慈善院中。而疯人和其他被禁闭的罪犯、流浪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贫困，而且无工作能力，也无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禁闭的意义也在于将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从社会秩序中清除。——古典时期除禁闭外，治疗疯人的最主要手段是长期物理疗法 此时，疯癫已被划归非理性，但是这时，疯人还没有被认为是病人，只是被边缘化了。因为兽性使疯人免于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总之，这一时期，疯癫被包含于非理性之中，理性压制着非理性，但是并不彻底 18世纪，也是古典时代向新阶段过渡的时期 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它使立法者陷于困境。 随着医学的发展，关于疯癫起因的观念突然发生转向，疯癫的盲目被说成是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非理性真理开始不再被倾听，疯癫与道德和伦理扯上了关系，古典疯癫结构体系就此土崩瓦解。而18世纪中期的一次大恐慌使得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从禁闭所传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神秘疾病，（尽管疾病原本与被禁闭者本身无关）这将大众头脑中关于“不洁”的意象激活，道德败坏与身体腐烂被联系了起来，非理性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风病”，被想象打上了疾病的烙印。到18世纪下半叶，疯癫已不再被认为是原始堕落或兽性的东西，开始隶属于新的秩序。 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院时代（始自18世纪末叶 由于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西方人逐渐把疯病看作是一种精神病，一七九四年，比耐尔宣布“普通医院”改革方案，释放了关押在巴黎附近的疯人；紧接着，图克也在英国的约克郡实施同样的改革。至19世纪初，现代精神病院建立，疯人也被从禁闭所中“解放”了出来。由于工业世界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疯癫终于与其他的非理性形式分道扬镳：贫困可能从以前的一种堕落形式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财富，而疯癫则无法被利用。它只有被单独隔离，于是进入了精神病院的管辖范围。 现代精神病院的基本目的是使每一个病人为他的疾病或罪过承担责任，治疗本质上是道德的或宗教的。相对地，医务人员则被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的象征，并凭借一种包含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威信发挥作用。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 可以说，在精神病院里，癫狂病人虽然在肉体上得到的待遇比过去人道了，但在精神上却不仅彻底不再被理会，而且被强制改造。在新的机构中，对于疯癫的古老恐惧被疯癫者自身的罪感意识所取代；疯癫从而变成了理性的客体，受到宗教隔离或者道德教育，其自身对世界的边缘性体验被窒息在某种宗教和道德的悔罪感之中。讨论一下这种教育方式也是颇具启发的： 1、保持缄默——疯癫与理性之间不再有交流，即便是模糊的交流；理性作为观察者混迹于疯癫中默默地注视着疯癫；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9f680a6a66e58fafab069dc5022aaea998f4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