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如何才能有益于国事？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读书札记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系统阐述其新闻思想，他认为，国之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就是报刊。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梁启超先生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报业蓝皮书《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7：创新成就未来》指出，截止2006年，我国出版各类报纸总数达1935种（不含期刊，期刊9500多种）。从数量上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报纸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当中确实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然而在政治文明方面却略显乏力。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报刊的功能的一些见解：（1）“通达”是报纸的基本功能；（2）报纸能够传播知识，广开民智；（3）报纸应立言议政；（4）报纸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5）报纸应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国家利益。直到现在，我们认为梁启超对报刊功能的总结仍然是相当完整的，以古方今，我们现在的报纸似乎缺失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报纸实现了“通达”的作用，也传播了知识开了民智，还偶尔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在“立言议政”和“舆论监督”方面却处境尴尬。 一个国家政治民主与否，可以从该国的报业言论出版自由程度看出一些端倪。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党管报纸的局面，按照官方说辞，党管报纸纵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制度也扼杀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些职能，如梁启超所说的“立言议政”、“舆论监督”。报纸要实现“立言议政”的职能，首先要保证它享有实际意义上的言论出版自由，只要是符合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并符合大众的利益，我们应该允许报纸报道，显然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没有这一权利的，举个例子，今年来温家宝总理曾数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政治改革的问题，然而我们在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是看不到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改革的谈话这一部分内容的，试想，作为一国总理都无法保证自己的言论出版自由，普通民众又如何能够借助报纸“立言议政”呢？报纸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媒体，其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自不必多言，而且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一直鼓励媒体要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由于一般舆论监督的对象是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我们的报纸又必须服从本级党委宣传部门管理，官场关系纷繁复杂，因此各级报纸在开展舆论监督的 时候往往会受到层层阻力，许多舆论监督的报道最后胎死腹中，即便见报，报纸当班负责人也往往难逃处分，如广西《南国早报》的原副总编辑刘原，2009年8月因为刊登《少年戒网被打死》这一报道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上级领导认为这一报道破坏了广西的形象，最终刘原被撤职。在如此的环境中，又有几家报纸有持续开展舆论监督的勇气？恐怕在中国只有《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了，但是别忘了，这两家媒体也曾为此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梁启超写《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时，中国处于遭受列强凌辱的时期，中国人面临亡国危险，而今我们国家日益强大，在世界上有了很大的话语权。时代背景不同，但是我们对“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追求却是相同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要经济发达，同时也要求政治民主，只有经济、政治齐头发展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因此作为一名公民，我希望我们国家的报纸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自主话语权，以便更好地开展其与生俱来的媒介职能，唯有如此，报纸才能真正“有益于国事”。（作者：叶耿标）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cff850303d8ce2f0066237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