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张学良去世了，一个影响了中国20世纪进程的人物，一个众说纷纭、毁誉交加的人物，离开了这个充满矛盾纠葛的世界。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见凤凰卫视专访），值得深思。关于西安事变的书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从书》的一种）较好，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正统，但史料是最详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秘密与中共接洽，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关于抗日宣传的响应。张学良当时认为，中共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在谈判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对于中共坚持要从山西出兵抗日的举措，张学良很不理解，他对周恩来、李克农多次谈到，要抗日，从绥远出兵不是更直接？对此，中共没有正面回答。另外，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变化，是张学良一手促成的（要了解这一政策的变化，必须看到《八一宣言》在国内没有立即实施）。 另外，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也充分体现了几方的不同立场。大体上，张学良不要地盘不要钱，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杨虎城要地盘，中共既要地盘又要钱，而且为地盘和钱几致后来的谈判破裂。这一情况，在当时的记载以及后来宋美龄、顾祝同等人的回忆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措，是大手笔。正是如此，维护了蒋介石的威望，保证了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权威。对于蒋介石来说，软禁张学良，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解决东北军集团的遗留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共双方似乎都有点顾左右而言它。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的接收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国民政府内有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如果南京方面让张学良出面回到东北，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此，中共有一个十分厉害的策略，率先向蒋介石建议，请张学良出来回东北。这恰恰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而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应该说，这个心理战，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后，张学良成为国共双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于利用张学良的声望。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1988年，吕正操（张学良的老部下）将1984年作的《浙东纪行》托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带给张学良，云：雁荡奇图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含义，自可细细琢磨。而张学良答诗也很有意思，曰：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充分反映了少帅的态度。 1990年，张学良又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对于自己的评价，他写道：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d707743fd0a79563d1e72a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