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播撒在乡间的文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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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儒学:播撒在乡间的文化种子

作者:赵法生

来源:《中国德育》2016年第01

2013年以来,尼山圣源书院的一群志愿者们一直坚持在周围的乡村进行乡村儒学实验。他们建立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了固定化、常态化和定期化的儒学讲堂制度,进行各种群众性的儒学教化活动,深受村民欢迎。他们的目的,是从乡村开始,重建儒家教化体系,为荒漠化的乡村重新注入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乡村文化的荒漠化

尼山位于山东鲁南地区,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从历史建设上看,尼山的行政区划在曲阜、泗水和邹平这三个县变换不定,现在尼山被泗水和曲阜各分一部分,行政区划上分为两块。公元前551年,伟大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在了尼山东麓的夫子洞里。200810月,尼山圣源书院在位于夫子洞东侧数百米处揭牌成立。

尼山圣源书院由海内外学界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发起,地方政府支持创立,以弘扬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人类文明进步为旨归,院训为弘道明德,博学笃行。书院采取中国古代的民办公助这一体制。中国古代的书院以民办公助为主要形式,课程、老师、授课、考试诸般教学事务,官府一律不管,放手让山长来管理,官府只负责把书院给建立起来,然后把学田划给书院作为经济支撑。尼山圣源书院的第一位院长牟钟鉴先生制定了十六字方针: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书院工作的开展受到了泗水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泗水是一个全国贫困县,但是在六年以前,就在省市两级政府支持下,投资三千多万来搭建书院,为我们在孔子老家弘扬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20131月份开始,书院的同仁们开始做一个实验,叫乡村儒学实验。尼山圣源书院周围都是山村,如夫子洞村,周庄,北东野,南东野等。我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这些村里老人的状况非常不好,主要问题就是孝道缺失。《论语》上说孝悌其为仁之本与,儒家是最重视孝道的,家庭伦理是儒家伦理的根本,可是,这个根本已经动摇了。

当地老人房基本上都是用砖垒的,有的墙连泥巴都没有糊上,有的老人房窗户洞开,不但没有玻璃挡风,就连窗户纸都没有,冬天冷如冰窖,寒风畅通无阻。多数老人房离儿女的住所都很远。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老人年龄普遍很高,80岁以上的在这个村子里有二三十个,如果老人房离他的孩子这么远的话,一旦老人在夜里生了病或出现什么意外,后果将难以想象。支部书记表示,这里的老人都觉悟很高,孩子一谈对象,就会和未来的儿媳妇说,你们一结婚,我们就搬走。这实际上是等于变相的将老人赶走。可是老人却觉得很正常,整个地方都觉得这样很正常,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支部书记还讲,这个地方的老人要是能干活还好,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就会非常悲惨,因为家里人会把他看成纯粹的家庭包袱。泗水老人60岁以上的补助是70块钱,然而70块钱根本无法完成养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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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农村老人养老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农村养老院很少,尤其是公立养老院。其次,农村老人经济条件较差,上不起养老院。乡村老人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退休基金,在目前情况下,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障就是儿女的孝心。一旦儿女不孝,老人便很难生活下去,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在这里,儿媳打骂公婆并不鲜见,也很少受到谴责。中国的老人,是全世界最有奉献精神的老人,因为儒家文化最重视家庭,老人为了儿女奉献一切,可是当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子女却不养他们。这就是孝道问题,孝道问题反应的就是乡村的文化问题,据调查结果表明,乡村文化生态已经严重恶化,那些儿女不孝的老人生存极为艰难。。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破坏,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一直在破坏和解构乡村文化。这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文化。文化越来越破坏,破坏到沙漠化。近代以来所有的文化人一去不返,没有人回到农村去,加上农村长期以来过激的反传统,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不能否定的,可是在过激反传统运动中,被扣上了落后保守反动的帽子,批倒批臭。孔子老家是批林批孔的重灾区,因为当时地方领导人急于要和孔子划清界限,为了显示他政治上的正确,所以儒家文化受到的伤害最重。 乡村儒学唤醒乡村文化

乡村儒学首先从建立讲堂开始。余英时早就指出,儒家在当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了,没有了体就没有了用,它只是保存在图书馆的古代文献里。如果它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影响多数人的生活,那么它就和人一样,只有大脑没有身体,长时间大脑也会萎缩,无法独自生存。儒释道历来是一个精神的生命体,它一定要深入人心、影响生活,它才是活态的文化。我们从事乡村儒学实验,就是要把儒学的重新建起来,具体做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建一个固定化、常态化的儒学传播场所,即乡村儒学讲堂。第二,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宣道者队伍,传道授业解惑。第三,形成一套儒学在当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乡村儒学讲堂刚开始是在一个村里讲,然后陆续其他村的村民也来了,农村信息流通很快速,乡里乡亲之间相互告知。来听的老人占40%,中年妇女20-30%,其他是小孩儿,儿媳妇带着孩子来听,这一做法十分有益。因为儿媳妇如果不孝顺,对老人和小孩儿来说都是有害的。讲堂组织一个志愿者队伍,主要是退休的老师。现在这个镇上,有二十名左右的乡村儒学志愿讲师。每个村基本上有三个志愿者,学者离开这里,这个地方的儒学仍然可以继续讲,这样儒学就在村里生了根。 讲课的大体程序和古代书院基本一致,讲堂前面挂一张很大的孔子像,讲课之前所有人起立,给孔子行四个作揖礼,古代书院记载古代给圣人最大的作揖礼就是四个。然后把孩子请到前面来,给在座的长辈,行两个作揖礼,接着全体唱儒家教化歌曲。我们首先讲的是孝道,因为孝道人人都关心。我们采取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孝道故事深受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喜爱。很多不孝顺的妇女也带着孩子来听孝道,因为她们害怕孩子长大了也和她们一样不孝顺,这就是孔子打不倒的原因。因为这是涉及到人心和人性的问题,所以村民们扶老携幼来听。讲完孝道,讲《弟子规》,《弟子规》教做人的礼数礼仪,关乎孩子的修养。礼貌问题要从小孩儿开始教育,礼仪和自由民主并不矛盾,孝道是国家文明的根本。教学进度、教学大纲和给学生上课完全不一样,若讲不到农民心里去,农民就不会听。另外还要举行一些类似好婆婆好媳妇活动,村里还做了很多标语,每天早晨7点播放弟子规,然后播放孝道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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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白天还播放一些孝道故事。还有一些慈善救助活动、募捐。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里去调查,了解到一个事情,这个事儿后来在讲堂经常讲:有一天有一对农民夫妻在盖房子,挥汗如雨,他们的小儿子在旁边哭闹,说要回家吃饭,孩子的妈妈就骂他,说我和你爸爸盖房子这么累,你怎么刚吃过饭又饿了?小孩子非常不理解,说,我们不是有房子住么,为什么还要盖房子呢。他妈妈就说,你没看见你爷爷奶奶那个样么,整天流鼻涕,哼哼唧唧的,我们给他盖个房子给他送这来,我们多清闲。小孩子一听,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两个好好盖,把房子盖得结实一点。孩子妈妈一愣,说为什么要盖结实一点啊。孩子说,等你们老了,我好把你们送过来。这话把孩子妈妈吓得一哆嗦,这给公公婆婆盖的老人房,最后将成为给自己盖的老人房了。据观察,孝顺是一辈传一辈的,上一辈的人不孝顺,下面的一辈就很难孝顺。你对老人不好,孩子就对你不好。农村人叫老猫梁上睡,一辈传一辈 儒学助力村风好转

乡村儒学在这个村子开展的头半年效果不是很明显。2013年,我们做了一个背诵弟子规的比赛,在一个能坐200多人的教室举办,老百姓坐得满满的。背完之后发奖品,还评选了五个好儿媳妇,气氛非常热烈,小孩子都上来背过,中间还穿插一些节目,一直到十二点半。《弟子规》比赛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一年后,效果凸显,村里有了很大变化,没有人再敢公开不孝顺,原来最不孝顺的儿媳妇过年还给婆婆买了一套新衣服;过年的时候,有的老人以前都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年,今年有一家的儿媳妇一早就来找婆婆让她回家一起过年。对农村的夫妻关系也有所改善,现在农村的离婚率也在上升,我们这个讲堂对家庭和谐也起到帮助作用。孔夫子的核心思想是反求诸己,和人发生冲突了,不能光想别人的错,也要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这一点对于和谐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十分有效。还一个效果就是,村风明显好转。原来村里有几个骂街的,对精神文明建设很有影响,可是今年骂街现象明显减少。小偷小摸少了,村里的卫生环境也好了,干群关系也有所改善。虽然教化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经过乡村讲堂这一实践,其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后来,乡村儒学讲堂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解决了乡村文化建设中一些突出问题。

儒学讲堂带动乡村文化复兴

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真空,村民的人生失去意义和价值。除了儒释道三教外,农村还有很多民间信仰形式,但这些乡村民间信仰在文革中基本被摧毁,于是,生命处于无所依归的状态,活着不知如何活,死了不知道哪里去。因此,乡村最大的问题是要重建人生的信仰,在这方面,乡村儒学讲堂要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重建乡村学堂,填补私塾先生留下的乡村文化空白。私塾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古代的私塾先生教礼仪、教做人的道理,私塾先生对中国历史作用极大,这些私塾先生培养了整个文官系统,私塾先生还培养了整个乡绅阶层,文官阶层负责国家的宏观治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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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负责地方自治,这两部分人都是由私塾先生培养起来的,私塾先生是中国传统民间教化的支柱。

第二,替代祠堂。现在让祠堂大规模重建是不太可能的,南方重建了一些,像闽南、皖南、广东,但是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宗法祠堂,功能已经不一样了,没有族长了,原来的族长有族权、神权、经济权,有公田。现在乡村儒学讲堂替代祠堂,讲孝道。在过去没有人敢打婆婆耳光,因为族长会严惩她,现在却没人管。古人认为打自己的父亲比打别人要严重得多,因为这是违背人伦的,父亲把你养大,你却打他,可是现在农村却有很多人这样想这样做。 乡村儒学要想有生命力、要想扎根,关键在于要形成专业化的传播队伍,要建立完整的传播体系。现在,山东省政府、学者、老百姓三者在推进乡村儒学。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持,但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不断地转移,人员数量有限,难以深入持久的关注乡村儒学这一项活动。乡村儒学坚持社会儒学的方向,不搞政治儒学。民办公助的体制对于乡村儒学十分有利,政府搞好依法管理即可。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孙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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