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作者：檀志慧 来源：《文物世界》 2015年第3期 檀志慧 摘 要： 本文以山西省域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石器工具等的研究成果为基本出发点，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前，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以来三个大的发展、研究阶段，立足于黄土高原东缘，着眼于山西旧石器文化在全国甚至整个东亚范围内对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论、东亚旧石器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学术地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山西 旧石器 古人类 山西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的研究是伴随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很长时间以来，研究工作处在资料积累的层面上，深入研究工作相对较少。最近二三十年才有了比较深入详实的探讨。经过梳理可将这些古人类文化遗址的研究大概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解放前。该时期主要工作基本由当时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外国学者进行，代表人物是杨钟健和德日进；特点是发现少，研究工作仅停留在对发现的简单记录上，比如杨钟健对山西调查后撰写《山西西部陕西北部蓬蒂纪后黄土期前之地层观察》一书，其实并未作进一步研究；此外还有研究队伍参差不齐，研究手段单一，未形成科学研究理论体系等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带来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解放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时国家相对安定，百废待兴，考古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大批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发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以裴文中、贾兰坡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他们为山西的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做出了巨大努力，并通过实际工作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员[1]；此时大量的发掘报告得以发表，且逐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科技方法运用到实际研究中，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全面。 提到山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尤其是山西考古人才的培养，不得不提到裴文中先生，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在山西开展文物工作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他以雁北文物勘察团团长的身份在山西考察，调查了大量的古遗址、古墓葬，发表了《大同云冈石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文化遗址》等报告。贾兰坡先生从50年代起，相继主持指导了匼河、丁村、西侯度、峙峪、鹅毛口和许家窑遗址的研究工作，不仅为山西旧石器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探索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和发展，重建中国史前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说二位先贤为山西文物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理论上，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贾兰坡先生陆续发表了酝酿十年之久的华北旧石器存在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传统的理论，即“匼河—丁村系”（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和“周口店第一号地点—峙峪系”（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首先提出我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标志着我国旧石器考古学迈进了一个新阶段。之后他在考察了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含典型细石器的文化遗址，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细石器特征、传统、起源和分布的情况下，指出全世界的细石器可以分为两大体系：第一是“地中海细石器传统”，其以几何形细石器为典型，分布于环地中海地区，向东可抵达印度北端；第二是分布于中国、东北亚、北美，以楔状、锥状、柱状细石核为典型的细石叶文化传统，并指出其发源于华北地区以峙峪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这一研究成果一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并得到“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高度评价[2]。研究方法上不仅对遗址进行黄土层位学、古动物群的研究，而且随着西方新考古学理论、碳14技术引入考古学分析等，逐步开始利用碳14、铀系法测年技术等来研究，工作更科学，更全面、更详细、更深入。 具体研究上，山西的旧石器考古发现肇始于30年代，但真正研究是在丁村遗址发现以后。裴文中在《新中国五年来考古事业的成就》中指出：“山西汾城丁村发现了巨大的打击石片石器，证明在中国境内，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还存在一种河套文化以外的文化。”其在与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阐述得更加清楚明确，并在系统研究后确立了丁村文化，明确了丁村文化由匼河文化发展而来，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3]。丁村人打制石器方法和技术与旧石器早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砍砸器和厚尖状器是丁村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其中厚尖状器类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喙嘴形尖状器被称为“丁村尖状器”。该文化在汾河下游的襄汾、侯马南梁、里村西沟，中游的交城范家庄和太原古交一带，上游静乐风程山等地都有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丁村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汾河流域，故丁村文化也被称为“汾河文化”。他们指出丁村文化“无论在中国和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是中国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这是一种我国最早的关于中国旧石器文化有不同技术传统的理论，充分显示了丁村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4]。 此外，贾兰坡等人撰写的《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于1972年发表。研究表明峙峪遗址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并明确提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存在着细小石器文化传统。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出细小石器，该传统至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遗址开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越来越发达，并成为华北地区典型细石器工艺的先驱。峙峪遗址正是该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环节[5]。 1978年出版《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年代为距今约180万年。遗址中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件具有人工痕迹的鹿角，一件表面有用锐利器物割切或砍砸出来的“V”形槽沟，另一件表面有很清楚的刮痕，表明当时人类可能已经会制作骨角器了。还有动物化石中存在若干呈黑色、灰色、灰绿色的肋骨、马牙和鹿角，化验证明是火烧的结果，成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的证据[6]。此外，贾兰坡还发表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提出了许家窑文化在“北京人文化—峙峪文化”小石器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上与北京猿人文化、东谷坨文化，下与峙峪文化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上述研究成果，奠定了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大量古人类遗址不断发现，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各自的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建成，建立起旧石器考古的基本框架。研究已从以遗物为中心转到以遗址为中心，实验考古顺利开展，以高科技手段为媒介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成为特色，人才培养和引进也有了很好的发展，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研究理论探索主要是张森水提出的“旧石器工业”理论[7]。他于1990年提出了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区域渐进说”和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南北主工业二元结构，区域内若干文化变体”等理论，在阐释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和人类技术、行为方面建立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他最早将“区系类型”等概念引入旧石器考古学，倡导并力行实验考古学，推动石器使用痕迹分析，将统计分析方法较系统地应用到旧石器考古研究中，促进了我国旧石器考古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8]。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加以重新认识，是旧石器研究理论上的一大进步[9]。这些理论对山西古人类文化的研究工作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实运用类型学方法对石器进行类、型、式的划分来探讨早期细石器的文化面貌，早在《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研究报告中就提出了[10]。在1998年，张森水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尤其重要的是研究思想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只要建立起严格的观察手段和分析技术，就能避免单凭个人经验的主观判断和感情用事。而这种科学观察和分析方法的建立和完善，正是我国旧石器研究继续加强和完善的基础，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研究手段和方法上，从1976年以后，旧石器考古学界普遍采用铀系法、裂变径迹法、古地磁法、ESR测年等多种科学方法测定年代[11]；如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用氨基酸法测年测定丁村54：100地点丁村人化石年代；1984年陈铁梅、原思训等用铀子系法测年；1989年郑洪汉利用电子自旋共振数据测年；利用黄土地层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文化层以上的黄土—古土壤序列，在此基础上探讨遗址年代。总之，除了利用地层关系、动物化石、文化遗物等来考虑外，自然科学的许多方法都运用到考古工作中[12]。 山西省是我国目前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最多的省份，不但古人类遗迹多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在近几年中，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旧石器地点。经过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山西旧石器文化序列。在前辈学人的带领下培养了大批学者，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研究报告、论文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对文化面貌的了解也逐渐深入、全面和细致，为贾兰坡、张森水等学者研究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保障，还为探索中国古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等理论提供了试验场，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做出了应有贡献。 [1][2] 石金鸣《贾兰坡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物世界》2000年第1期。 [3][5] 李妮《贾兰坡与山西旧石器考古》，《沧桑》2001年第5期。 [4] 陈哲英《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记裴先生山西二三事》，《文物世界》2004年第6期。 [6] 傅朗《人类确有170—180万年的用火历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7]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 [8] 高星《张森水先生和他的〈旧石器考古论文集〉》，《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4期。 [9] 王益人《从河流埋藏环境看丁村遗址群的文化性质——与张森水先生商榷》，《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0]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12]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e9777c5356baf1ffc4ffe4733687e21ae45ff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