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历史秀观后感 说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段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激情岁月”，我们这一代的印象是淡薄的，只有教科书上那刻板的宣讲。而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辈，也往往并不情愿谈起那段历史，只因其如今早已被现实所否定，被定性为“荒唐”、“浩劫”、“人性灾难”。然而这种贴标签式的定性，真的代表我们已经了解这段历史了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也正因此，祝伟坡先生的这本《微观历史》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记录，一份可以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个人记忆。 本书是作者从1957年到1965年间的日记合集，记录了他参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和四清运动这三段时期内的个人见闻、工作经历和思想历程等，可以说给了我们一面映射当时年代的镜子。虽然这镜子并不能笼括全局，甚至只能算是不全的“碎片”，但仍能从中管窥那个时代的历史场景。作为日记体裁的历史文献，其私人性反而恰成真实性的保证。毕竟作者并非什么“知名人士”，其日记也不是为了身后出版而写。正如为本书作跋的白玉民所说，本书所记载的一切，出于一种“真诚”。这不是说日记里的都是事实，而是说记载者本人在记录时“相信这些都是事实”。虽然人有时也会被蒙骗或是自我欺骗，但至少在客观事实的叙述上，我们不必过度存疑。 在这些日记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教科书里或不曾提到，或一笔带过的事件：大跃进时“放卫星”的你追我赶、贴大字报时的全体动员、饥荒时期的“瓜菜代”、公社建设的一窝蜂以及后期产生的严重干部腐败……日记中呈现的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话语”、无时无刻不在的政治斗争、成天斗争检讨揭批交代的生活氛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可谓充满荒唐和不可思议。即使是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也能从书中发现许多正统历史记载里不曾有过的“细节”和“个体观感”，以及掩盖在一些笼统认知背后的“实情”，比如那个在许多人印象里是平均主义大行的年代，“干部”与“群众”的悬殊是多么巨大。这正是本书的一种价值体现：从中可以提炼和印证许多“历史事实”，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当时的学校和农村真实面貌有更全面认识。 然而，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事实”叙述这一层面而已。正如刚才所说，日记中的也许并非都是“历史事实”，但却是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其中蕴含的，是时代亲历者的心路历程。参与到当年那一波波运动中的当事人，他们心中到底是做何想法？本书作者是否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而参与运动的“现实主义者”或是表面赞同主义，实际该捞就捞的“两面派”，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者”？从日记内容来看并非如此，因为以上两类人是不会在日记里继续伪装的，更不会在日后披露自己的日记。他也不是温斯顿那样的怀疑者乃至反抗者，日记里没有“打倒老大哥”之类的话语。从这些日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比相信党，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忠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韦尔南所说的“意识形态上的党员”。他对党，对领袖，对主义的崇敬之情，并不是虚伪矫饰而是出于内心的赤诚。然而，就是从这样一个有信仰者留下的日记中，却能够审视出许多自相矛盾的乖戾认知：对“亩产万斤”宣传的无比兴奋和信以为真，以及之后“瓜菜代”的苦涩现实以及“亩产百斤被浪费”的惋惜之情，居然可以出自同一人的叙述；上层一开始大搞“跃进”“人民公社”，到后来造成干部普遍自肥腐败，不得不整风整社、四清来挽回，如此全盘逆转的政策改变，居然没有让当事人表露一丝怀疑，依旧“全心全意相信党”；自己费心编撰的“公社史”，因为政策调整而出版流产，却依旧对人民公社的弊端不闻不问；一边引用伏契克的诗句，一边对右派分子斥以“堕落”字眼……这一切根本禁不住理性推敲的荒谬，让人想起了美国学者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即当人们的信仰和事实产生冲突而造成心理不适时，人们会“篡改”认知以使其符合信仰乃至进一步加深信仰的现象。这种情况，居然出现在了向来以“客观求真”自居的马列主义者身上，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日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那种“共产主义信念”和“个人主义倾向”反复斗争的人格分裂倾向和那种对被集体所疏离排斥的巨大焦虑和恐怖，以及为此“情愿不自由”的心理趋势。这正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所指出的“逃避自由”倾向，即人们为了求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而附身某个权威，并为此不惜放弃自由乃至自我。在作者的日记里，他一方面遵从号召，努力学习，以提高完善自己，“力争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一方面却又对身边发生的谎言熟视无睹，只是一味“听党的话”，抹杀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期间种种，耐人寻味。 不了解过去，也就没有办法认清现在。正是那个年代对意识形态神话的过度信仰，造成了日后的信仰崩溃，以及今日社会普遍的信仰真空和非理性怀疑。曾经真诚的信念，被现实无情背叛否定，使人们不再去相信。其结果就是信任危机、极端利己、唯利是图、无法无天的社会乱象，以及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对此，有人在失落无奈之际，开始重新缅怀起那个“激情年代”，觉得至少那个时代的人还有信仰，还有理想。然而，光有“信仰”就行了吗？什么样的信仰都可以吗？从本书中，我们是否能得出一些启示？平心而论，作者祝伟坡先生的信仰是真诚的，那份因信仰而激发的学习热忱，蓬勃朝气，也与今日年轻人的颓废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份信仰却是以放弃理性、蒙蔽认知、扼杀自我为代价的，其本质是教条主义的盲信和权威崇拜，如韦尔南所说“排斥了任何个人思考的努力，任何的批评态度，任何的精神自觉性”。正是这样的信仰造成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与不幸，也造成了今日的信仰危机。 时至今日，我们居然还会因为“恶果”而赞美引起这一恶果的“恶因”，其背后恰恰说明我们对历史仍然无知，仍然缺乏深刻反省。而那些亲历者，要么以“受害者”自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用“青春无悔”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当年的被裹挟辩护，抱着早已崩塌的信仰幻想聊以自慰。从这个意义上，祝伟坡先生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敢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往，并将其公之于众，接受历史以及后来人的评判。反思曾经犯过的错误，是极度苦难的事，作者说“评定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后人的事”，也许少了一份如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中所表现的那份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但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他的日记也提醒我们，对于那段不甚光彩的回忆，我们并不应该仅是贴上否定的标签，然后将其尘封至历史的角落，而是需要努力去补齐这段缺失的集体记忆。为此，由衷希望有更多时代亲历者能够如作者一样站出来，让我们用个人记忆去重新补齐这段历史。相信这对于现实也一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3a319cc3286bceb19e8b8f67c1cfad6195fe9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