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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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概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重视。李嘉图曾经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两者的结合造就了最初的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积累又为工业提供了第一桶金1，哺育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起来后，工业才为农业的发展的提供各种农业资料，如工具、化肥，反哺了农业发展和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彼此转化的过程，各国情况不一样。中国从建国以来确立重工业发展战略，到2003年才基本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花了半个多世纪，农村基本上就是中国其他经济改革成本的转嫁领域，自然就引发了“三农”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本章就历史上中国农业发展、政策变化的过程，以及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由来及其解决方式作一简单的介绍和讲解，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简单回顾 根据科学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最初发源于非洲，然后向外扩散，形成了当今全球的人类分布。在此扩散过程中，最初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几大河流的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四大文明古国，以农业为核心发展起来，但随后的发展过程，这些文明古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由此导致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很难越出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外，出现了长时间的社会发展内卷化趋势，无法依靠自身的优势过渡到工业社会，反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落或消亡。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以中国和西方对比而言，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六种观点：韦伯的宗教决定论2、布罗代尔的技术决定论3、彭慕兰的资源决定论4、沃勒斯坦的国际剥削论5、麦戈伊的文化决定论6、诺斯的制度决定论7。如此错综复杂的解答，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令人一致认同的答案。对此，我们就从中国农业发展过程入手，看看中国农业为什么在发展到顶峰之后，没有转入工业的发展。 1．农业的产生发展过程 中国农业的发展最初可以追述到女巫时代，随着家内劳动的女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农业后，人类逐步脱离了以狩猎为主的游离生活，过渡到母系氏族，在水草丰盛的地区定居下来，开始了稳定的农耕生活，农业产生（伏羲），到神农确立。 随着农业从狩猎中分离，人们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游离不定，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从战国到隋，中国传统农业在北方形成，当时的亩产量也由战国中晚期的216市斤提高到西汉末年的264市斤。隋朝到元代，随着北方民族大量南迁，传统农业也由北向南传播，到元时，农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此时，农业亩产量有了明显提高，仅在宋朝时便达到了309市斤左右。明清时期传统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发展和日趋完善，农业产量也由明朝的亩产量平均346市斤，提高到清中叶的367市斤8上下，产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伴随农业的发展，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能够为工业等提供不断增加的原料，到明朝中后期开始在苏浙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农业税制的沿革 随着农业发展、人们定居，和受到自然、地区等因素的约束，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也逐步发展起来。到西周时，出现了“食府”，专门针对贫困人员的赊借制度，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1 各国实行资本积累的方式不一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在资本主义起步时，采用海外殖民、贩卖人口、土地改革等方式取得第一桶金；而对于广大后发展国家来说，他们基本只能依靠农业积累来完成。 2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4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6 [英]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以五个文盲划分世界历史》，山东书画出版社2004年。 7 [美]道格拉斯·C·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 8 亩产数字来自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95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田制上则从殷周开始实行井田制。一田一百亩，一井900亩，分八夫耕作，每夫私田100亩，公田10亩，共880亩，余20亩为耕夫的农舍。他们先施公田，而后私田。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牛耕等的推行，很多农夫已经越出井田范围，大量开垦私田。由此国家为了增加税收和提升国力，即如《管子·治国》篇说：“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在此背景下，诸侯列强都实行了变革旧制，典型者为商鞅变法。其主要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行“重本抑末”。西汉时期，以法令形式打击商人，完全确立了重本抑末的政策，到南北朝时期逐步实行均田制，唐代中叶消亡，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租庸调制9。唐朝时在前期基础上，由于长期对人口管理的疏散，以人丁为核心的租庸调制无法正常运作，于是在780年时任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来，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 唐朝中叶致宋，都继续沿用了两税法。随着时间的延长，积弊日深，要求变法者日甚。在此条件下，北宋神宗年间，宰相王安石进行了变法。此次变法内容广泛，涉及到经济的如下一些：青苗法，即在新苗未熟时，凡是民户自愿请贷者，将所贷粮食折合为现钱贷付，归还时随税一起收取；均输法，即将四方各路税敛上供之物，视丰歉年成、有无多寡、路途远近等情况，平均输送而加以调剂，以流通货物，平低物价，避免富商大贾垄断，增加朝廷收入；市易法，即由政府拨出款项干预市场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法垄断居奇；免役法，即以钱代役，以募役代替差役与现役；方田均税法，即重新丈量田地，按田亩多少征收田赋；农田水利法，等等。此次改革遭到各方的反对而失败，恢复了早期的纳税方法。元朝以后，在宋基础上稍加变通。明朝时，改变不断，影响最大者为“一条鞭法”，“一条编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清朝前期沿用明制，后来有了一些改制，重大变化的为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政策，从而改变了长达几千的变化，出现了人丁与赋役不相连，人丁与田亩的数字逐步在统计中实际化。 从上述农业税制的沿革，我们可以看出，大致有如下三个不同时期：秦朝以前，王权比较软弱，税制不够健全，财赋依靠农业；秦至宋元，王权得到加强，税制趋于定型；（田租、口赋、力役）明清，王权空前强大，税制完备，财政更加依靠农业税。 一点小常识 “黄宗羲定理”：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税派高潮。 3．土地关系10 封建土地关系一直在清代农村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它主要包括地权分配关系11和土地租佃关系两大内容。 地主对自己占有的土地，除自己雇工经营之外，主要是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耕种，以收取地租。地主收取地租数量又分为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分租制（或称“分成制”）只 9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它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 10 陈争平等编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 历代中国政府对地权的分配基本都维持均田的措施，保证耕者有其田，以达到整个社会的不贫不富的目标，便于国家的管理。而历史上出现的土地自由买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兼并和集中，但受到诸子均分的影响，地权反而出现了分散化趋势，很难形成持续的地主经济。 规定土地收获物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分配的比例，地租数量随收获的多寡而年年变动，因而又称“活租制”；定租制按照租佃土地的面积预先规定地租数额，因其“丰年不加，歉年不减”，所以又称“死租”、“呆租”等。分租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实物地租中曾长期占主要地位， 到了清代其所占比重已逐渐减少。清代货币地租也有发展。货币地租中又分钱租和折租两种。折租是按实物地租折成货币交纳的，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过渡形态，随时可以根据地主的需要回复为实物地租。预先交纳的钱租又称“押租”，在清代主佃关系日益松弛情况下，地主需要以经济手段保卫自己的收租利益，押租制度得到广泛发展。 清代农民耕种“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一亩而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则口食之外，耗于田者二十千”，中等年景“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农民往往还要在春季谷贵时“借银籴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秋收谷贱时“粜谷以偿银，转移之间，其失自倍”，受高利贷盘剥。12广大贫苦农民为谋生，不得不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以作为对农业的一种补充。男耕女织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到了清前期更为坚固了。农民家庭手工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是为换取自家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清前期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4．农业发展的不足 从前面的论述看，传统农业发展速度缓慢，通过几千年的演进，农业亩产量才取得了细微的进步。如此状况，虽然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但与如下三点要素密切相关：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毕竟，受到各地资源分散不均，一个农户无法获得自己所需的所有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假借市场，以自己有余的去换取不足的部分，从而推动了市场的扩大，但在封闭的背景下，受到“父母在不远游”等思维影响，大多数家庭基本停留在村为核心的活动范围之内，尽量在家内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自然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秩序，致使商品经济发展不足，无法促成市场迅速扩大，直到近代尚未形成全国性市场，由此也进一步约束了商品性农业作物的发展；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13，更加约束了市场功能的扩大，使市场仅仅起到了余缺调剂的作用；精耕细作与粗旷经营相结合，一方面部分缓和了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在人口密集之处，出现人地结合的精耕细作，并部分的呈现国内移民之势，从而引发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农业发展陷入到边际土地生产率、边际劳动生产率呈现递减趋势，农业走上过密化道路；三大机制导致中国农业生产走上一条以地权14为转移的社会政治周期发展中。 一个问题 传统社会中农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但一直到建国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地关系”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为什么？ 总的来看，古代中国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一直对于人地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汪士铎：《乙丙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如此现状，中国随时都有可能走向过密化，出现“马尔萨斯陷阱”。此时，中国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早期扩大耕地面积，后来逐渐在提高产量，走精耕细作的模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没有采用国际移民以缩减人地之间的比例，实行规模化生产方式。中国早期有所推动的是实行国内移民，使国内 1213 详见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其实，我们可以把农户的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当农户的农业收入能够保证自己的所有需要时，基本不会再去从事非农业外的活动，而当收支不够支出时，在现代工业没有发展、商业又遭遇限制的条件下，农户只能依靠替地主或其他需要雇工的打短期工，以弥补自己的需要，更多的家庭则转向了家内工业生产，即忙时从事农业劳作，闲时从事家内纺织等工作，以此贴补家内所需。如此趋势，导致非农业部分很难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即黄宗智所说的“拐杖逻辑”无法发展成为第三条独立的腿，以支撑日益增加的人口。 14 产权一般是指占有、使用、处分、收益权的总合。按此四权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产权并不完整，一般民众仅仅拥有使用、收益，占有、处分则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干扰，无法正常使用。 经济得到了相对均衡的发展。而后来随着中国人地比例的不断增大，采取的解决方式基本是通过发展农田水利、救荒等措施，并用农业政策加以巩固，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从长期来看，则通过革命性措施加以缓和社会的发展，使长期以来的人地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到近代以后由于受到外来力量的约束，农业生产在前期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基本上是靠农业技术和边境土地的开垦的结果，现代技术的采用上仍存在很大缺陷，如投资少、化肥等改良不多。自然，中国农业生产基本是依靠“天”来吃饭的。这点，受到中国国土辽阔、环境变化大的影响特别明显，每年总有地方出现灾害（可参见章有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李文海：《中国灾荒史资料》等的统计），为此，要维护全国的安定很大一部分都得靠政府的清明和政策的可行性，才能实现。一旦脱离政府的明智，就可能会出现受灾地区无法生存的现象，此时农民是最为辛苦、痛苦的。如明朝朱有墩的《苦雨有感悯农制正宫一曲有引》的描述“看了这人生可悯惟农务，蚕麦相兼每岁须。养得蚕成箱内虚，种得粮多仓里无。冬暖儿号衣不敷，岁捻妻啼食不足。有一等游食清闲懒大夫，粉面妖娆泼妓徒，岂识人生衣食够，深巷重门乐有余。一任天时旱涝除，不理生涯无定居。博戏夸豪较胜输，弦管争妍日以娱。坐食农夫米麦菽，坐衣农夫绢布服。看了这渔夫说来的喻，他是那深叹息为农的最辛苦。” 面对各种灾难，农民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此时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贫如洗。如冯惟敏的《农家苦》的描述“倒了房屋，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杌。陆地水平铺，秋和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桩儿不由人不叫苦。”农民无房、无食、无衣的痛苦惨状跃然纸上，此时，还仅仅是天灾，而人祸带来的灾难则更大。复见冯的词曲《割麦有感》的描述“八十岁老庄家，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三百日旱灾，二千里放开。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其一）……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其三）往常时收麦年，麦罢了是一俭。今年无麦又无钱，哭哀哀告天，那答儿叫冤？但撞着里正哥，一万声可怜见。（其四）”农民面对天灾，更不幸的是还要遭遇官府的压榨，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最后一点机会，如此的结局终于促使官逼民反的发生，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周期的推动力。 二、近代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发展 一）发展的简况 近代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处在外辱内乱，社会动荡不安，如此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发展。纵观近代，中国农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过渡，其状况如下表： 表一 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币值：1936年元） 19世纪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 农业净产值（亿元） 1 99．87 166．41 耕地（千公顷） 2 63047 93886 就业人口（千人） 3 160118 200444 1/2（元/公顷） 1/3（元/人） 4 158．37 177．25 5 62．36 83．02 年增长率 1．05 0．80 0．50 0．23 0．59 通过表格，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增长缓慢。由此从漫长历史上发展而来的人地之间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时农业的增长主要不是通过技术进步、规模化，而是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条件下，走开发边疆、精耕细作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如此发展趋势，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发展陷入过密化之中，出现土地、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的规模递减趋势，如下表： 表二 1840-1957年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 年份 1840 1850 农业生产 数量（10亿卡） 增长率 264503 272282 4．52 2．94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256．80 264．35 土地的边际生产率 135．87 135．02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268346 260316 261353 275070 281638 306220 334729 353368 -1。45 -2。99 0．40 5．25 2．39 8．73 9．31 5．57 284．72 290．86 284．08 289．55 281．64 289．57 283．67 289．05 130．16 129．94 133．68 133．64 137．83 137．01 140．74 140．69 1957 424915 7．50 262．70 151．94 二）农业发展道路国际比较 国际上农业发展道路，按照列宁的说法主要有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前者是在很少触动封建领主利益的前提下，从变革领主农场制、实现农民的解放出发，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其本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点。普鲁士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所粉碎，而是得到保全，并成为容克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必然有Gesindeordnung(奴仆规约)这样一些农村居民对它的某种依附关系。因此容克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在1848年革命以后又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德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慢得比美国无法相比。”普鲁士道路适合了传统农业的发展趋势，缓慢地过渡到现代农业，避免了社会大的波动和急剧摩擦；后者就是通常说的土地国有化后，农民通过解放运动，在占有土地基础上建立大量的小农场，由此导向农场主的资本主义经营发展之路，其特点是在缺乏地主经济的条件下，农民通过自由占地活动和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形式，普遍建起小农经济，随后随自由竞争和分化，逐步发展起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场。 除了上述两条道路外，还有几种土地改革方式。一是日本的农地改革。前后分为两次才完成，一次在明治维新时期，此次主要是政府以发行公债或土地券的形式，从将军、幕府、大名、武士等人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权，即国有化，然后以征收货币税的方式把土地租佃给农民，形成了佃农为核心的小农经济。在此过程中，国家以获得的货币展开兴办国有企业，等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以低价或近似于赠送的形式出售给私人，实现了日本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后一次发生在二战后，以美国占领军为主导推行的小土地制改革。二是俄国的1861年改革（1861年的自上而下改革，赎买农奴的自由身份和所耕种土地的一部分）；三是英国的圈地运动15。各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农业的积累向工业转化，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农业劳动力减少、生产率提高，从而实现了扩大国内市场、为工业提供大量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如下表： 1913-1950年世界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地区或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西欧 苏联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5农业劳动力（万人） 1913 13500 1150 1450 3850 3500 12400 34600 1950 17500 880 1530 3250 3210 11250 54250 人均产值（美元） 1913 340 6100 1300 3625 1000 2475 440 1950 405 19650 2125 5550 1560 6536 525 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 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 最为典型。 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海外的贸易和掠夺是另一个重要手段。 表中明显显示出中国的农业没有实现近代化，仍然停留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构之中，而广大发达国家则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中多余的人口逐步转移到工业上，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上升，人均产值也有很大提高，与工业等产业的产值差距缩小。 三）近代中国农业缓慢发展的因素 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相比，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但近代化农业有所发展，然而发展极其不充分。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大致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一些： 第一，政局的稳定与否。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1883年以前，全国多数地方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生产力遭到很大打击，人们流离失所，农业缺乏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故此时农业产量出现一定的下降。1883-1936年之间，全国虽然时有战争、灾荒等因素影响，但从总的来看，基本集中在局部地区，全局而言，农业的发展环境还是相对稳定，产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参见上表），但此时，尤其是进入北洋政府时期以来，受到各地军阀割据等人为因素约束，农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出现了内地农村破产的趋势。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降，“三农”问题凸现出现，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为此农村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因素，如近代化农业开始得到了部分的发展，商品化有所扩大。可惜，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战争所打断。1937-1952年之间，全国基本处在战争之中，农业缺乏一个正常、稳定的发展环境，由此也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 第二，自然经济中耕织分离和某些地区商品性经济作物的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西时空差距的缩小、英国等工业革命的完成，引致了国外输华产品的价格下降，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产品的销售和生产，在沿海开放口岸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开始接受洋货，动摇了自然经济中耕织结合的核心。 第三、土地的集中，如下表： 1912-1947其间22省农民的无地化趋势（%） 时期 1912 1931 1936 194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自耕农 49 46 46 42 半佃农 23 23 24 25 佃农 28 31 30 33 资料来源：果鸿孝：《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572页。 第四、近代化发展迟缓，主要体现在对农业的投资上，如下表： 1887-1936年每亩农田的投资（单位：元） 年份 1887 1907 1922 1927 1931 投资额 0．38 1．99 2．06 2．20 2．15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投资额 2．12 1．77 1．59 1．79 2．34 第五、缺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式的冲击。 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 1、农业的发展过程16 新中国在实行合作化以前和合作化初期(1958年以前)曾经是粮食和农产品的纯出口国。但从1961年以后，中国就开始吃进口粮，成为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国。改革开放到1996年，中国农业发展的轨迹，大致是每隔6年有一个特大丰收，上一个大的台阶。1978年粮食总产是6095亿斤，人均317公斤。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连年丰收，1984年粮 16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食总产8146亿斤，第一次出现卖粮难。1985年取消统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实际是降低粮价，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减产7％，出现了新的徘徊。1986年后又调整政策，到1990年农业获得第二个特大丰收，粮食总产8925亿斤，接近9000亿斤。 1991年减产，1992年、1993年略增，但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各地经济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各地大搞开发区，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居住人口增加，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粮食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从1993年秋后开始猛涨，有些已经取消了粮票的省区又开始重新使用，国家不得已从1994年又大规模进口粮食，同时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95年增产粮食430亿斤，农业形势已经开始回升，有关领导还怕靠不住，决定1996年再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且预先发布了消息。由此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些农民工返乡种田了，再加上风调兩顺，1996年取得农业的第三个特大丰收，当年粮食总产50454万吨，也就是突破1万亿斤。之后除了1998、1999两年超过1万亿斤以外，每年都在9000亿斤到9800亿斤之间徘徊，2003年有可能减到9000亿斤以下。之后，伴随工业化的初步完成，国家对农业等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逐步取消了行之二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直补等措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改善。 2、三次地权的变更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建立之初，基本延续了革命战争期间的土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田到户。之后很快受到“重工业发展战略”影响，为了在基本缺乏外援的条件下解决工业发展资金、原料、劳动力等问题，中央在农业合作社试点、初级社的基础上，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高级社，建立其农业集体化模式，之后又在此前提下推动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土地产权也由初期个人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化。1978年之后，随着安徽凤阳花鼓的影响下，很快便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7推向了全国，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90年代末至今，则在全国农村地区展开了以“增收减负”和“维护农民权益”为特征的解放浪潮。2007年开始在某些地方推行“三不变”条件下的“土地流转”试点，力图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产量、提升农村收入水平。 3、农业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的农业政策是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政策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按照阶级划分作为纳税的前提，以革命形势的变迁而加以调整：土地革命时期实行打击封建剥削、保护贫苦农民的税费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实行阶级合理负担的农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区分新旧解放区不同的合理负担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就以此为基础，加以衍生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以农养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与地方财政包干；中央与地方分税；逐步取消农业税：以工扶农、以城扶农，城乡统筹和谐发展。 四、三农问题 1、何为“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早就出现了。如班固在《汉书》中采用了李悝的计算，“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栗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 17 按照温铁军的说法，1978年后曾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活动：1984年受到财政分家的影响，地方政府为了取得必要的财政收入，开始第一次“圈地”，即以地养企，使农村等基层获得了资本积累中的第一桶金；1993年受财税分家的影响，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自身的收益，开始了第二次“圈地”，即以地生财，全国各地展开了经济技术区、城市城镇化的扩大，充实了基层财政的收入，但也引发了农村矛盾的冲突，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三农”问题；2003年前后，扩大城市化活动，开始了第三次“圈地”，即以地套现，引致了全国各地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价攀升，出现了当前了地方政府财政、银行、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利益关联问题。根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8年对全国9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64.5％，北京为48.28％。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 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18耕田的收入不足于生活支出，为此，只有两种办法补给。一是不断的开发新的耕地，以增加农业收入；同时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家内业务以增加自给的物品；二是依赖政府的政策性赊贷，以平衡全年的收入，这点也是中国为何会产生极其发达的政策性机构的原因。大致在西周时已经产生了“食府”，以为民间的贫困人员提供赊贷服务，缓解社会危机，特别是当社会发生灾害时，政府还往往减轻农民的负担，甚至免除赊贷的部分。但这些措施受到地域的限制和统治者的清明，故当灾害流行而统治者又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时，下层民众唯一的出路就是起而反抗，以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从此角度来看，此时的“三农”问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三农，它仅仅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全社会的问题。因为在那时整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农业，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行业可以跟它相比拟。并且在当时条件下，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消除的，唯一的办法只能在统治者相对圣明的情况采取宽松的政策而加以缓和。然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三农问题是指工业化以后所形成的与工业、城市相对应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因为在古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在耕地、政府政策、扩大家内工业等方面上加以调节，没有其他出路。即使是移民，从所见史料来判断，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内范围内的移动，而国外的移民则不合法。现在，则有了城市等的转移，能够从工商业中寻找出路。 2、1949年以前的“三农”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土地是娘、劳动是爹，土地与劳动结合才有财富，即资金是儿；伴随工业化展开而来的原始积累，出现了娘被征占、爹外出，不孝儿天生嫌贫爱富，农业为核心的农村出现分化，由此导致了“三农”问题的出现。事实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规律现象。 1）近代中国三农形成的原因 （1）早期形成的沿海与内地贸易网络的破坏，导致内地资金枯竭。1883年前后形成的沿海与内地贸易网络，以洋货的输入、土特产品的输出为纽带，借助传统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构成了一个沿海与内地的货物、资金流通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地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此种状况到一战爆发之后，随洋货输入的萎缩、土货输出的增加而发生了变化。此时，受国内形势的变迁影响，广大内地改变了过去相对稳定的局面，出现各地军阀割据，掠夺、压榨农村经济，由此导致内地农村中稍有资产的人家，为了保存自身性命和家产，纷纷携带资金、涌入农村，形成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口，均处于资金入超地位的状况。资金淤积于城市，特别是上海，导致城市极度繁荣，出现城市超前发展的趋势，而在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全民一贫如洗，农民陷入了告贷无门，坐以待毙的绝境。 （2）二元结构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农村劳动力无法得到释放。 （3）政局波动，缺乏政策扶持。 对策： 针对农村破产等局面，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纷纷从自身角度提出了各种改造农村、农民、农业的对策，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较为典型： 知识分子的三大“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 金融界的“资金归农”运动（借助乡绅、借助学校和义振会、直接投资形成产业一条龙） 中共的对策：土地革命（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为了抗战，打击有所限制——1947年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的对策：乡村自治，推行保甲制，恢复“礼仪廉耻”的教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救济农村金融”，蒋介石一手创办了中国农民银行，借此将资金贷给农村信用合作社，由此转贷给农民，以求资本“下乡”。事实上，合作社由地主、富农和有权有势的乡、保长支配，真正能从信用合作社借到低利贷款的也是他们。杯水车薪的救济资金，一转手就变成了农村高利贷。在抗战期间，又把孙中山提出的分县自治政策加以推广，实行“新县制”政策。为 1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7-48页。 了推行该政策，国民政府实行了财政改革，改变过去中央、地方两级制为中央、省、县三级制，县财政独立，专门设立县库，并针对当时各地民生凋敝、资金短缺现实，大力促进县银行的制度，以保证资金来源。 国外对中国“三农”的对策：日本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企图分而治之 美国：如卜凯在全面调查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 3、建国后三农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原因： （1）产业倾斜政策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上，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以重工业为发展的策略，对农业实行计划手段加以调控，收集公余粮，以保证国家建设需要。农业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兴修道路和水利水库] （2）二元结构优势无法发挥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农业人口被集中在农村，非农业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对城市人口有利，对农业户口的人是不利的。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所有制、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基数是城市人口的四倍。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国民待遇方面有14个不一样。长期实行的结果，就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而按照温铁军的说法，“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答案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19如此思路确实迎合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但对农业剥脱的过重、时间过长，引发了农业的衰退。在此过程中，我国应该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逐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降低工业发展成本的同时，达到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可惜地是我国的工业化完成时间过长，直到2003年以后才实现“以农助工”向“以工扶农、以城助农”的转变。 （3）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即“黄宗羲定理”] 对策： 集体化道路（如华西村、兰街村、周家庄等）、新农村建设、企业+农户模式、国际移民法则、大农场制（把农民土地承包起来，集中生产，农民返聘）、十字城镇、乡村银行（制定规则以划分农民的收入，确定扶持线；利用利率政策支持贫困农户；重点扶持妇女）、土地流转。 思考题： 1、 “三农”问题的缘由及对策 2、简要分析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因素 3、简要描述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 4、名词解释：“三农”问题；普鲁士道路；美国式道路 进一步参考读物： 1、[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2、[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 19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光明观察，2006年9月4日。 3、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6a6b641aa8271fe910ef12d2af90242a895ab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