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又称“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等等。洋务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止于九十年代中叶，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在清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发动的“求强”、“求富”的运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先进技术也随之涌入中国。六十年代前后，列强又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掠夺大量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其元气大伤。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内部部分开明官僚一方面感受到当时的中国已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必须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也感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感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自行设厂制造新式枪炮船舰的紧迫性。因此从六十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又建立了新式海军， 从而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海外学者多称洋务运动为“自强新政”，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易·乾象》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这一概念被赋予新的意义。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等，当时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忧囯之士都借它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无人不为自强之言”。那个时候的自强有两种含义。就阶级意义而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就民族意义而言，它所寻求的是在气焰日盛的外国侵略者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 1861 年 1 月，在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就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 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制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奕䜣等认为，由于“发捻”未灭，因而对外国侵略者只能暂时“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 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这就是说，他们虽然暂时利用外国，但却没有一日而忘御夷。总之一句话，对外的策略暂时是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因此，他们悉心参度，统计全局，拟订章程六条， 建议咸丰帝实行。包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速遣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之人来京以备询问等等。奕䜣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奕䜣在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期间一直贯彻这一思想，使其成为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中央决策者的代表。 而曾国藩为代表的朝廷重臣在镇压太平天国和与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萌生了与奕䜣同样的思想。1861 年 8 月 23 日，曾国藩也奏请购买外洋船炮，演习试造。半个月后，他在上奏中特意表明自己的意图：“恭亲王奕䜣等奏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 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籍办洋务的宗旨有两个，“剿发逆”和“勤远略”。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顽固派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辩”，洋务派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原则， 也是洋务派回击顽固派进攻的武器。“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中学，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不可变的。西学， 即西方的生产技艺，可以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 可悲的是，“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是被动中的无奈之举，是洋务人士的“应急之作”，它历史性地圈定了西学传入的范畴和规模。当运动一旦突破“器物”层面，突破“中体西用”设定的框架，必然就会导致运动的天折。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7 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8a8b43f260c844769eae009581b6bd97e19bce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