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梁启超的家风 作者：王正 来源：《月读》2018年第10期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种种巨变，家庭的功能和意义需要重新被理解、思考和定位。有人曾提出，在这种环境下，家风是否还有意义，甚至于家风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最有力的并不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实践事例的支持。梁启超一家的家风，正是一個极其有力的例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堪称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代表。不过更加值得钦佩的是，梁启超在繁杂的政治、治学、教学之余，还能治家，他不仅使梁家家庭和睦，而且培养了九个儿女，使其各个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治家有方，因为他在家庭的古今之变中能够因时制宜、与时偕行，将古代家风改造为现代的家风，从而使孩子们成长为兼具古典美德与现代意识的人才。 梁启超教育子女并不采取强迫、硬求的方式，而是因材施教、依顺每个孩子的天性而发展之。梁启超在回答儿子梁思成的成长焦虑问题时说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梁启超指出：一方面，有用无用不应纯从当下的事功看，所谓有用既有当下事功的，也有长久文化的。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举例，李、杜对唐代的兴衰可能并无影响，但对未来一千余年的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却远比唐代的姚、宋重要。另一方面，他告诉梁思成要安心读书，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天性、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 相应地，在女儿梁思庄考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后，梁启超曾写信给她，希望梁思庄学生物学，但是梁思庄并不喜欢生物学，加之麦基尔大学的生物教授教得也不是太好，所以梁思庄始终无法对生物学提起兴趣，于是她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梁启超。对此，梁启超并不强求，还告慰梁思庄道：“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得到了梁启超的宽慰和首肯，梁思庄转而学文，并终有成就。可见，梁启超是从人的独特个性的角度来看待孩子教育的，所以他的生活也充满了趣味。他在写给梁思成的另一封信中说：“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397d96068dc5022aaea998fcc22bcd127ff426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