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后周卓联有意识地从什么协作转向小品文写作 在《谈虎集·后记》里，周作人自言：“民国十年以前我还是很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周作人以1921年为其思想的转捩点，似与他于此年中身罹大病不无关系。因患肋膜炎而缠绵病榻近十个月，其间数度反复，几濒于死，这番经历不免消磨掉他许多锐气。在病中，他似乎听到自己的生命“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床头走过去了，心里的微焰虽还吐着光芒，却也染上了死亡的阴影。身已颓然，身外的世界亦是混沌微茫，难辨东西。社会乱象纷呈，黑暗依旧，“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了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新青年》同人内部矛盾亦在日趋激化，启蒙阵营已呈瓦解冰消之势。一切皆让人看不到希望，前方路在何处？《歧路》一诗正表露了其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就只能就地收束微茫的心绪，“修自己的胜业去了”，而他的“胜业”就“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他不想再宣讲什么大道理，只愿做一些介绍别人思想的工作，主要是引介、翻译西方的思想文化。他显然是想将自己的立场稍稍往后撤了。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更加深了他思想上的颓势，他屡次怨叹“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因为寂寞，只能“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在《寻路的人》里更是说“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1924年后，周作人有意识地从文艺批评和思想批评转向了小品文写作，陆续发表了《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篷船》、《鸟声》等脍炙人口的美文，其回环生姿、清淡而腴润的文风，可谓一时无两。1926年，他明确说不再写长篇论文，“以后想只作随笔了”。1930年又补充说：以前高谈阔论地讲话，“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7552e0113661ed9ad51f01dc281e53a580251e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