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青少年抑郁有三种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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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青少年抑郁有三种理论模型。第一种是社会信息加工网络，该模型认为青少年社会行为变化与大脑社会信息加工网络的发展密切相关。该网路的三个成分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感知觉系统成熟最早，负责情感加工的亚皮层边缘系统次之，负责认知调节的皮层系统成熟最晚。正是由于社会信息加工网络失调导致了青少年抑郁发生[16]。第二种是三元模型，该模型采用接近、回避和调节三个成分描述青少年行为发展。接近系统在回避系统之前成熟，而且这种不匹配不能被尚未成熟的调节系统所矫正。青少年抑郁与接近下降、风险回避增加有关[17]。第三种是正性情感失调模型，该模型认为 正性情感系统的发展与青少年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青少年时期奖励相关的神经系统变得脆弱、易失调，从而强调正性情感系统受损在抑郁中的作用[18]。虽然这些理论都强调调节系统发展滞后于情感系统，但仅初步给出了基本框架，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随着前额叶调节系统的成熟，反而青少年抑郁的流行率非线性增加，因此这些理论和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1.3青少年抑郁的神经机制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发生的最敏感时期，这与青少年大脑发育密不可分[19]。一般约12岁时，青少年大脑容量已达到成人水平，但其大脑结构经历巨大变化：突触修剪导致灰质体积显著降低；白质髓鞘化提高了神经脉冲传递速度；额叶化增强了额叶对顶叶、颞叶等的多巴胺投射连接，执行功能增强；神经递质水平、突触密度也发生巨大变化[20]。伴随大脑结构变化，青少年的脑功能持续发展，青少年的注意控制、认知控制、反应抑制等认知功能持续改善[18]。同时，青少年也遭受大量荷尔蒙变化，完全不同于较早的童年期，这些荷尔蒙变化往往使很多青少年背负较重的身心压力[21]。但与成人比较，青少年这些变化显得还不够成熟，特别在社会认知和情绪方面。相对于儿童和成人，青少年表现出增强的情绪敏感性，大脑功能网络呈现非线性成熟轨迹，边缘系统比前额叶成熟更早，导致皮层-亚皮层不匹配，而最大不匹配发生在青少年期[22]。因此，有别于儿童期抑郁流行率随年龄的线性增加，青少年抑郁随年龄呈现非线性增加，且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抑郁理论的观点认为，调节系统的发展滞后于情感系统[19]，但是为什么随着青少年前额叶调节系统越来越成熟，反而青少年抑郁的流行率非线性增加，因此，应该对其神经机制进行深入研究。青少年抑郁与成人抑郁症状相似，主要特点包括负偏向过度和快感缺失。 许多理论认为精神病学方面的很多词汇概念独立于行为驱动系统[28]，但这些理论的每种模型都包括趋近系统理论，该理论假设奖赏过程的调节系统和积极情绪的产生系统，会促进和增强趋近行为，产生奖赏刺激。与此一致的研究表明，奖赏敏感性和积极情绪在成人和青少年的趋近系统中具有相同的潜在负荷。而许多理论认为，趋近系统是人体功能运行、生存和早期发展的基础。此外，个体在趋近系统上的差异是由奖赏敏感性和积极情绪趋向性的稳定差异构成的[24]。 积极情绪由许多愉快效价的独立成分组成，比如高兴、自豪、满足、爱或者其他一些愉快状态。它们体现积极情绪的特点，反映个体积极情绪的经验维度[29]；积极情感、外倾性和行为激活等组成部分，则反映积极情绪的横向维度[30]。 除了具有愉快状态的特点，积极情绪另一典型特点是提高心理唤醒度。积极情绪体验与生理和心理改变有关，包括增加左侧前额叶皮质(left prefrontal cortex)的代谢活动，增强中脑多巴胺通路(mesolimbic dopaminergic pathways)的神经传递[31]，减少惊跳反射(startle responses)[32]，减少心脏迷走神经(vagal)紧张[33]。但是与健康被试相比，给抑郁患者呈现积极情绪刺激时，纹状体(striatum)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tate)反应会减弱[34]，说明积极情绪会影响抑郁患者的神经生理唤醒功能。 积极情绪对健康和幸福很重要。幸福感包括心理和身体健康，对生活满意等，都与积极情绪紧密相关[35]。Fredrickson (2008)认为积极情绪可能具有满足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的积极情绪会帮助个体“扩建”他的人际和社会资源，增加满足感和幸福感[36]。例如，伴随积极情绪的生理变化有利于促进身体健康和功能运行[37]。但是一系列的证据表明青少年抑郁与积极情绪功能失调有关，抑郁与低积极情绪之间密切相关[24]。 Gross和Thompson ( 2007)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把情绪调节分为了五个阶段（情境选择、情境修改、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反应调整）[38]，以往研究多是利用此模型研究负性情绪，忽视了正性情绪，然而除了有负性情绪，还有正性情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Carl等 2013的研究综述指出，该模型也可以用于研究正性情绪[24]，为保证情绪过程的生态效度，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1.4.1 青少年抑郁患者情景选择和情境修正过程中的积极情绪调节 青少年抑郁患者的特征之一是对愉快活动失去兴趣[39]，早期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患者参与积极活动的频率会降低。青少年抑郁患者会回避很多积极情境，包括社交活动、成就活动、娱乐休闲活动，特别是回避那些与积极情绪有关的活动[40]。这与趋近动机存在缺陷的研究一致，青少年抑郁个体在趋近积极目标的相关行为上存在困难[41]，对奖赏相关的线索反应弱，调节行为增强积极情绪的反应存在困难[42]。因此，青少年抑郁对个体选择或修改积极情境，从事积极活动以及产生积极目标的动机存在消极影响。 大多数青少年抑郁患者存在情景选择和情境修正过程的失调。例如，青少年抑郁患者较少参与积极活动，趋近目标的行为受到干扰。而且目标调节、激励和情感预测过程的失调会对积极选择情境和修正情境产生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会减少趋近积极目标的动机，存在强烈的负性情感预测偏差，对未来乐观的预测较少[43]。这些情绪状态与青少年抑郁强烈相关，是影响个体积极活动的因素[24]，未来应该加强青少年抑郁这方面研究。 1.4.2青少年抑郁患者注意分配过程中的积极情绪调节 青少年抑郁患者存在明显的注意广度偏差，影响对积极刺激的注意分配；抑郁症与逃避积极信息的注意偏差有关，这些注意偏差会影响注意过程（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和对多种刺激（包括口头的和视觉的）的注意[44]。青少年抑郁个体往往选择不理会积极信息，例如积极情绪词和愉快面孔[45]。精细加工过程中，当青少年抑郁个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时，他们会存在朝向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差[46]，但是当刺激被掩蔽时（例如无意识知觉），很难发现这种朝向负性刺激，逃避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差，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注意偏差过程并不完全是自动化的，而是包含注意控制策略[47]。 Ajilchi和Nejati(2014)研究发现，注意偏差不仅和青少年抑郁显著相关，而且可以预测抑郁的发生。在青少年个体中发现，即使对被试进行了积极注意力训练任务，他们仍很难改变负性的注意偏差[46]，负性的注意力偏差会增加青少年抑郁发生的风险[44]。因此，对青少年抑郁患者的干预中，要格外重视注意分配过程，为患者提供有效地注意分配策略。 1.4.2青少年抑郁患者认知改变过程中的积极情绪调节 大量青少年抑郁患者在积极刺激的自动化认知和认知控制过程都会出现失调。例如，青少年抑郁被试存在负性解释偏差，缺少积极认知和积极想象，并且难以采用上调策略重评积极信息[48]。对模糊不清的情境，他们倾向于做出负性评价[49]。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青少年抑郁个体对过去的积极回忆或对未来的积极预测都较少[43]。现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个体对积极想象存在认知偏差，很难生动的想象某一积极事件，当让他们对想象的积极事件进行愉悦度评价时，他们的愉快度低于控制组[50]。 在认知改变的控制过程中，青少年抑郁个体难以使用认知重评增加积极情绪。Heller 等(2009)发现，相对于健康组，青少年抑郁被试在重评积极刺激以增强积极情绪方面存在困难[51]。在研究中，训练被试通过重评增加或减少对愉快图片的情绪反应。例如，让他们想象一个在他或他爱的人身边将要发生的积极情境（上调），或者想象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情境（下调）。在fMRI扫描中，他们会看到正性图片，然后让他们利用学会的策略，增强或抑制积极情绪。结果，无论是自我报告还是测量伏核(nucleus accumbens)（大脑中与奖赏过程相关的一个区域）的神经活动，都发现青少年抑郁被试在上调积极情绪时发生困难[52]。此外，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伏核的功能连接保持减少，表明青少年抑郁被试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过程存在困难[53]。 另一个研究采用相似的范式，测量青少年抑郁被试下调积极情绪的重评过程。研究发现，与积极情绪上调时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的活动相比，下调过程中活动更大；而且经过8周的药物治疗，两种调节方式（上调和下调）在神经活动上差异减小，表明经过治疗快感缺失会减少[52]，快感缺失是抑郁症最有可能的内表现型[11]。虽然研究者认为，在下调过程中，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减少可能是为了防止快感缺失，但Kober 和Ochsner (2011)认为，青少年抑郁个体在下调过程中，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增加的大小与健康对照组相似[54]。据此，Kober 和 Ochsner提出了另一种假设，认为在下调过程中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变化是由于快感缺失系统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右侧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在积极情绪下调过程中活动过度，到底是说明治疗失败，还是与快感缺失系统有关，仍然是一个问题。 1.4.4青少年抑郁患者反应调整过程中的积极情绪调节 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者存在积极情绪反应失调，而且影响自动化过程和控制过程。青少年抑郁患者对积极情绪的下调会增加，上调会减少。自动化过程中，研究者使用眨眼惊跳范式(eyeblink startle paradigms)，证明青少年抑郁个体很难保持积极情绪反应。在观看愉快图片的过程中[68]和观看完之后[55]，青少年抑郁被试比健康被试的眨眼程度更强，表明他们积极情绪反应减弱。然而Dichter 和 Tomarken (2008)发现，从观看图片的第一个时间点（图片开始300ms以后）到第二个时间点（图片开始3500-4500ms之后）之间，青少年抑郁被试会增加眨眼数量，表明积极情绪反应维持与调节困难有关[56]。这种眨眼惊跳期内情绪反应减弱的模式，说明青少年抑郁患者敏感性增加[57]，甚至包括药物治疗后还未完全康复的青少年抑郁者[56]，因此该模式可以作为抑郁易感性的标记性症状。 控制过程中，青少年抑郁个体报告，他们会增加对积极情绪的抑[58]。抑制与自尊呈负相关，低自尊个体抑制积极情绪，从而保持始终如一的可预测的世界观[59]。已有证据表明，青少年抑郁个体在保持认知或上调积极情绪方面存在困难。被试的抑郁量表得分高预示着品味的乐趣也会减少，包括现在（享受当下），过去（回忆）和未来（期望）的乐趣[58]。积极反刍策略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与情绪相关的积极反刍(emotion-focused positive rumination)和与自我相关的积极反刍(self-focused positive rumination)。自我相关的积极反刍（例如，认为“我已做成了所有事”）与抑郁症状成微弱负相关。情绪相关的积极反刍与躁郁症存在相关，但是与单相抑郁没有显著相关[59]。初步的研究仅表明，青少年抑郁个体对上调行为反应的策略，使用频率较低[58]。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解释抑郁量表和青少年抑郁者的认知反应调节进程不完全匹配的原因。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4ec074834d2b160b4e767f5acfa1c7aa0082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