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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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对于这一命题可以有多种解读。依据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可以理解为，人总是要过一种“城邦”式的生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总要过一种群体的社会生活。既然要过一种群体的社会生活，那就有一个如何组织安排的问题。这种安排，既要考虑公平，又要考虑效率；既要照顾自由，又要兼顾平等；既要追求发展，又要维持稳定；既要贯彻专家治理，又要保证大众参与。围绕组织社会集体生活，安排社会公共秩序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们展开了广泛的思想学术活动，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学问——政治学。 读政治学名著是理解政治学的重要途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根据自己的学术经历指出，“对于经典的思想意义的研读与探讨实是一个训练思想的有效途径”。他的观点不仅是他个人经验的反映，而且还来自于类似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样的许多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的普遍模式。这些专门机构对于名著的重视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阅读经典原著不仅可以了解历史、理解名家，而且可以催生思想、产生假说，帮助我们形成关于现实和未来的观点与理论。 理解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是社会学科中最重要的三大学科。社会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生活、群体和社会的学问，解析人类行为（个体行为和团体行为）的机制，探讨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它的根本任务。经济学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增长的本源，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揭示经济繁荣的机制是它的根本任务。政治学探讨良好政体（polity）的组织方式，揭示人类集体生活的组织机制，探寻解决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制度安排，解释政治变迁和发展的动因是它的根本任务。 长期以来，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以及组织安排集体生活的核心机制，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界定。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政治是一种公共事务。正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先生对政治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经常为中国政治学界所引用。 那么，什么是“众人之事”？常言道，三人成众。所谓“众人之事”，就是三个以上的人所构成的群体的事务。因此，广义来说，政治就是对三个以上的人所构成的群体的“公共事务”实施的管理。管理就是控制，要对一个群体的公共事务实施有效的管理或控制，就要有相应的组织机制、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组织机制决定了这个群体的组织方式和凝聚力；行为规范告诉人们，在这个群体中哪些事情是可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共同生活怎么安排、共同利益如何产生和如何分配。 政治学是用来组织安排人类集体生活的，不同的组织机制、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三人成众”，但同样为三人，由于组织机制不同，却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和“三个和尚没水喝”是“三人社会”两种不同组织效果的典型表述。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就是研究组织机制、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的学问，研究的目的就是对小到几个人的工作团队，大到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社会单位，再到几亿人口组成的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做出合理安排，希望人类在不得不过一种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时候能够产生“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正效应，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负效应。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制度安排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克服强取豪夺和欺诈的投机行为，不给投机心理留下现实的空间。从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的反复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哪个社会能够很好地解决“搭便车”（free rider）的问题，哪个社会就会走向持久的繁荣。奥尔森的观点在他的不同著述中都有阐述。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价值在于分析了“大集体”不太成功的原因；而《权力与繁荣》一书的意义在于阐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社会的繁荣程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人类集体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占便宜”、“搭便车”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占便宜”、“搭便车”的心理，出于同样心理的人们，在构成社会而过集体生活的时候，在公共利益和公共选择的问题上就会面临困境。在“三个和尚”的案例中，“没水喝”的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调动和尚们挑水的积极性。显然，每个和尚都有挑水的能力，只是由于缺乏有效而明确的制度安排，和尚们的挑水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最终导致大家都没有水喝的困境。 因此，解决和尚喝水问题可以说是制度安排的根本任务，而克服“搭便车”心理和投机行为是制度安排的关键。政治学就是用来研究和探讨构成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组织机制的，它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安排人类集体生活才算是公平且合理的？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才能保证社会生活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面临危机？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知识，就是关于“善”（goodness）的学问。“善”可以分成多种：有个人之善，家庭和村落之善，还有集体（城邦或国家）之善。研究个人之善的学问是伦理学；研究家庭或村落之善的是经济学；而研究集体之善的就是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专门著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因为它研究的是国家之善的问题，即如何组织和安排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既然人的本性就是要过一种群体生活，那么，如何组织才符合“正义”原则？这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从理论上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合理划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界限的社会。属于公共事务的，纳入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由公共权力（政府）部门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多重手段去解决（即所谓“公了”）。属于私人事务的，由私人自己或私人之间通过协商、交易等方式去自行解决（即所谓“私了”）。进一步讲，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应该正确处理国家（state）—社会（society）—个人（individuals）三者的关系，需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诉诸国家（政府）权威？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实行社会自治？在什么情况下，又需要实现个人自由？ 从实践上讲，需要界定国家权威的基础和来源，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实现形式；需要安排政府内部结构以及外部（与政党、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关系；需要确立社会自治的原则和社会行为的规范；需要确定个人自由权利的内容和保障自由权利的机制。 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自由—民主—平等—效率—权威的关系问题，并探索解决这些关系问题的可行制度和实现途径。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从理论认识和政治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一个“正义”的社会究竟如何构成；一个“正义”的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机制来保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bb1468471fe910ef12df8e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