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理论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研究的文化领域是最为典型的：涉及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传播文化、多元文化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学领域,其研究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文化表征理论为视角,从创造的符号学编码/解码传播模式着手,具有多元性、开放性、极强的社会实践性,霍尔的文化理论完成了文化研究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范式的整合,尤其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是对欧洲大陆以外的文化同样具有参照意义。文章以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为出发点,试图探究我国媒体在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对正确处理主导文化与新闻传播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微妙且复杂的关系有着借鉴意义。 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者,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者缺少自主权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者研究的开端,恢复受1 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负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观众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e2cd3a26beae009581b6bd97f1922791788be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