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忠”及其演变 摘要：《论语》中关于“忠”的讲述可以说是较多的，“忠”字共出现了18次之多。然而，孔子所讲的忠似乎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大一样，现在讲到忠，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的是忠君忠国，而忠再看孔子的思想中反映的则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与修身准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发展的需要，忠改变成了君臣之道，当封建君主集权遇见孔子的“忠”，便喜不自胜的把它作为了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由此，忠也就变了味儿。 关键词：论语、忠、孔子、忠君 君主 关于忠字，《说文》里这样解释：“忠，从中，从心，本义作‘敬’解。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通过对忠字的形声、会意解读，我们似乎能嗅到关于忠的本义，它与孔子所提倡的忠是有些符合的。而对于忠字本身也是极好理解的，中在上而心在下，不偏不倚，无论对什么东西，只要把心摆正了，就是忠了。这里，我想，现代人受传统君臣观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已经很少还有人从这个字本身来思考其含义。在孔子的忠的思想之中是注重忠的，而他的思想之中则更多地包含的是待人接物要尽心尽力，强调的是尽心尽力的处世之方。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忠的句子，就从大家都熟悉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呼？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来说，这里所说的忠就只是简单地尽心做好别人委托你的事儿，正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一个道理。这儿里的忠，侧重于对人的诚心，这是孔子对其弟子的要求，要求他们尽心做事，不要三心二意。述而篇中有这样的一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句是说孔子以四种内容教育学生：文献、实践、忠心、诚信。后面两种都是与人交的原则与要求，这是君子待人接物的正确方法。而对于下面这句，可能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和？”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就是孔大圣人在教导大家要忠于皇帝忠于国家，但其实呢吗，他还是说的是尽心辅佐君主治理天下，不过，自古以来似乎这都是有争议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就称之为“忠君是圣人所言”。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这里说的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也要“以礼事臣”，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下，不会是像封建极盛时期的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考察论语中的关于忠的意思，其实均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绝对的服从与坚定地信念。 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这样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劝人向善是对道的忠，为天下人谋福利才是仁。这里就更加对忠的高度有所提高，这又是另一位儒学大家的对于忠的理解，而从中并没有特意的去对忠君进行粉饰，只是讲忠人，这里人只是指一般的人，完全没有把忠赋予给君主，对于君主的忠似乎也和常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于忠君，儒家思想中也曾讲到过一些，众所周知，孔子主张“法先王”，极力推崇恢复周制，而这里就要讲到一个礼，对于违背礼的行为，孔子是极为不能容忍的，对于季孙氏僭越礼法，以天子八佾之礼舞与庭，孔子就曾发出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个迂腐的老顽固，也敢于批判那些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论语·宪问篇中有这样一句“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这一句就十分明确的指出了孔子提倡的事君态度——不谄媚，及时指出君主的错误。这里就明显的和后面封建社会中所提倡的忠君有所不同了，这里的忠几乎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此外在关于对微子、箕子、比干等人的看法时，孔子认为他们都是忠于大道的，并不认为他们对君主的冒犯有什么错处。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孔子并不是一个教导人们对君主愚忠的人，他提倡的是以礼事君、以法事君，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孔子原始的忠变了意义呢？ 纵观古代王朝，几乎都是守之以礼，而这里的礼，自然指的是经过适应君主需求的儒家思想。从强大的汉王朝开始，儒家思想就已经开始被改造，一代一代的不断延续下去，每一王朝总会对其有所发展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汉王朝前期，黄老之学盛行于世，社会修生养息，天下一派太平，然而到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却彻底的打碎了这种治世之景。七国之乱也给君主提了个醒儿，是时候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了。汉武帝登基，这一问题最终得以实现。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就是儒学大换血的时候，为了加强统治，思想上的统一性是必须的。这时候，出现了迎合汉武帝的董仲舒，董仲舒看穿了汉武帝的心思，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学说，使得君主的权利与人们的最高信仰——天联系了起来，为君权的合法化提供了神学基础，这也使得君主的地位一跃而上，当然了，这也就与原来的孔子事君思想对不上号了，于是乎，新鲜的“三纲五常”出炉了，春秋大一统、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统使得儒家学说一跃成为百家中最大的赢家，也从此奠定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然而，当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那就是孔子的事君以礼成为了君臣之间绝对的服从与忠诚关系。从汉武帝时候开始，改造的儒家的忠君思想就被继承下来，并随着思想的深入而贯彻人心。东汉章帝时, 为了统一学术思想以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服务, 皇帝亲自召集诸文武大臣及儒生大会于白虎观, 讲议《五经》异同, 并将其所议著为《白虎通义》这是中国封建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 对中国经学史、思想史、政治史均有重要的影响。仅就其伦理道德思想方面, 就作出了符合于封建君主统治要求的解释与规定。这使得忠君这一概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得其逐渐为人所被动接受并遵从。对于后面的忠君思想的发展笔者已不想再详细介绍，但是我们始终绕不过的一个人——朱熹，却是不得不说的，因为他，使忠君思想再一次有了革命性的飞跃。朱熹提出“君臣父子之大伦, 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 子之于父, 生则敬养之, 没则哀送之, 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 无所不用其极为非虚加之也。”在他这里忠君发展成为天地之大义，加之，他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已把人的特性和需求完全抹杀掉，人只是单纯地存在于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地位与权力可言，只能是机械的遵从于三纲五常为君主所利用。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历史上的一些愚忠之人感到悲哀。杨家一门忠烈一次次的被排挤惩罚还一次次的挽救北宋危机，正是这种愚忠的思想让他们到死都没有任何怨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05e3987de3383c4bb4cf7ec4afe04a1b071b0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