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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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 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末期，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苏秉琦在考古学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概念，建立起各种文化间的时空关系。李学勤曾将当时各地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圈。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直至秦汉帝国的建立。由此可见，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先秦时期所体现的文化多元一体和连续发展的特征。历来古史学界都将先秦时期分为古史传说时期、历史时期，或者分为考古史前史、夏商周三代考古等结构。近年来，张光直根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整合研究，将先秦史分为四段：第一是直立人生存的时代；第二是现代人类的出现到农业的产生；第三是农业开始到文明起源；第四是文明的开始及继续发展直到高潮(龙山文化-夏商周)。同时认为中国先秦史是一门有系统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实际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总之，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在研究方法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使用的是考古学语言体系，历史文献起着补充说明印证的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它是建立在文献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考古学材料仅是说明史实、揭示历史规律的证据；对于原史时期来说，虽然有文献记载可以借鉴，但记载内容多有存疑之处，需要大量考古学工作的结合与验证，考古学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 地位；而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文献历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史前史的研究则完全依靠考古学。 第二、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使史学家对《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有了重新认识；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牙器、兽骨等遗物和墓葬、建筑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的能与文献相对照，有的则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发掘出土的石雕人虎联合体，这确实是中国艺术史的新资料，为史学界启示了一组极富刺激性的新问题。关于商代的世代谱系问题，载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单字和内容的系统研究，运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是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还成功重建了殷王室的谱系，重新肯定了《史记》中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董作宾根据甲骨刻辞作了详细考证后指出，《殷本纪》的世系与卜辞对校，自太乙至帝辛，共为十七世，是绝无违误的。 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缺环，并将中华文明大大推前。20世纪80年代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水稻是中国最早的水稻。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遗址，考古将水稻发现从距今7000年提前到1万年。2002年湖南2万余枚里耶秦简的发现，内涵丰富，极大地丰富和改变关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它的发现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建立的意义。 第三、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史学研究都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传入后，新史学工作者都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图从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063e0d8ad1ffc4ffe4733687e21af45b207fe5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