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事件背景 1９１１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１１月２６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 南北议和的达成 １２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蝎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事件影响及结束 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所进行的和谈。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１０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１２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从１８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南北和谈。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１５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 各界的观点和想法 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对这一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照兴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组织上也松散庞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 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 主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 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 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 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 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358104569eae009581bec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