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 一、 论音乐的产生 •音乐产生于人心感物，提出了物──心──声──音──乐的发生模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把音按次序排好并以乐器演奏），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其次它还注意到人的心理状态与音乐音调变化的关系：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jiāo责备)以杀(shài)（急迫短促，肃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chán喘息）以缓（舒展和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振奋奔放）；其怒心感者，其声粗（粗犷）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端正方直）；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附 ：物感说是汉人的发明，它源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及五德始终说，汉代不少典籍都涉及过物感的问题，除《乐记》外，班固的《白虎通》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些谶纬书中也都涉及过这些问题，只不过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秘的感应色彩。不管如何，物感说的提出是一个进步，以前《荀子》的《乐论》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了物感说，就使得研究的问题更深入了一层，使人们意识到音乐的产生与作曲家受外物的感动有关。 二 、论音乐的作用 •首次明确地将音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音乐的风格与政治的隆污治乱有直接的关系：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 三 、论音乐的创作 •所论音乐是包括了诗乐舞三者：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象》）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师乙》） •这里透露出的意思有二，一是音乐是三位一体的，且都本之于心；二是音乐乃心“说”之的结果，亦即情在起作用，并描述了音乐的各种形式是随着感情的发展而逐步变化的。 由于《乐记》的作者认识到情的作用，所以在另一处专门论述了情与音乐的关系：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这段话也许源自《淮南子》。在先秦，情志虽没有强行被人分开，但当时的习惯用法是用志来表示志向思想等内容，而对情则没有更多的注意，这也与当时的人对诗乐是如何产生的没有给予关注有关。到了汉代，从《淮南子》开始，人们开始注意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所以影响到其他的著作如《乐记》、《毛诗大序》等，他们均采取情志合一的说法。 •《礼记》除了《乐记》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诗论散见于其他篇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经解》篇中的“温柔敦厚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这段话不一定是孔子所说，但基本精神与孔子诗论中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汉儒将这种说法更具体化。 《诗大序》 • 一、诗乐舞与情志的关系: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这里分析了诗乐舞三者与情感强弱的递进关系。在先秦文献中，谈诗的起源主要集中在“志”的方面，对情较少涉及，只有屈原赋中情志是合一的，但在当时不是主流思想。到了汉代，从《淮南子》开始，乃至于《乐记》，情志才开始统一，《大序》沿用了这一看法。这对魏晋时期的“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在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二、关于诗的社会作用── 讽谏说 1.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注重)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不同的政教），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 • 先秦的儒家说诗一是集中在言志，但对言何种志未明言；二是集中在诗的专对之才上，偏重于诗的交际功能上。但到了《诗大序》，开始鲜明地提出了诗的讽谏说，对于加强诗的社会功能是起了作用的。 到了东汉郑玄，以将之发展成为“美刺说”：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将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诗谱序》） 郑玄的美刺说，比讽谏说多了一个颂赞顺美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到了东汉，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如果说在西汉统治者还允许甚至鼓励讽刺的话，到东汉，由于国势的脆弱，反到要求诗人“论功颂德”了。 2 《大序》中还有一段文字不属于讽谏说，但也涉及了诗的社会作用：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段话源自《乐记》，但又增加了二个内容，一是“正得失”四句，说明诗的巨大功能；二是增加了“经夫妇”五句，说明诗是先王用来净化社会空气、培养人的道德的教本。这种看法，当然也比孔子所说兴观群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作用要大。也由此说明诗在汉代的地位比先秦时期又有很大提高。 三、诗六义 总结《诗经》经验，提出“六义” 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 唐孔颖达《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对于“六义”，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比兴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和理论有深远影响。 对风雅颂的解释：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作诗之人）之本，谓之风（1）；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2）。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形状容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3），诗之至也（4）。 注释： （1）《正义》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2）《正义》说：“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 （3）四始：《正义》引郑玄言：“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毛诗序》开头说《关雎》“风之始也”，实袭《史记》。 （4）诗之义理尽于此。 总结：《诗大序》与《乐记》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正统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概而言之，约有以下几点：１在诗的起源问题上提出了物感说；２在诗的社会功用上，提出了讽谏说；３在儒家中和的审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主文谲谏”的艺术方法，对于发展含蓄婉曲的艺术风格有重要的贡献。４把艺术创作中的情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情志合一的提法有助于魏晋时期“缘情说”的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59d6bc54028915f804dc2a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