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着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礼记》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教育思想介绍了教育目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学习过程五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的完善八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教学九原则：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教学三方法：讲解、问答、练习；学者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据此，笔者认为，《礼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礼记》之孝道思想与《孝经》是何关系？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其次，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着，似乎亦成为定论。至于《孝经》的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或早于或与《孝经》为同时代之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甚多，以致梁启超说《孝经》“书中文义皆极肤浅，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犹为下乘，虽不读可也。”（《经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确，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大量可见《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如：《孝经》：“以孝事君则忠。”《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孝矣。”即使是《孝经》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汉代设“三老五更”之位，以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养之，因此说，君王之孝在于“任善不敢臣三德”。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篇，较之《礼记》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十三经，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即以“经”立论，可能不屑于“形而下者谓之器”之类细微末节吧，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于论述。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c5734a96094dd88d0d233d4b14e852458fb3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