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模仿:日本大化改新的内容》史料集锦 资源1:日本通过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三次“开国”,成功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天皇制资本主义社会、由天皇制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而其每次社会转型的结果,一方面跨越式前移了本国的国际站位”,另一方面也潜伏下祸国殃邻之隐患。日本能够与时俱进完成三次社会转型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既缘于日本民族的“幸运”和“机智”,也缘于日本民族对外来文明少有的鉴别取舍能力,还缘于日本民族服膺强者和与强者为伍的一贯秉性。尤其日本民族在三次社会转型中形成的“与时俱进变革,强即侵略扩张,最终挑战先生”这一行事习性,值得后发国家中国和守成国家美国引为鉴戒。 ——孙立祥:《日本三次社会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资源2:……中日文化交流呈现高度发展的原因是由双方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对日本来说迫切需要学习隋唐,以改变国内的政治环境。对隋唐来说,国家的统,政局的稳定以及开明的外交政策,为日本学习隋唐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冇力结合,使得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时代出现了高潮,也正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共同促成了中日交往的盛况,因此,一旦这种促使中日文化交流的条件发生变化或消失,双方的交往必然趋于衰落。 从唐朝方面看,“安史之乱”之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为分裂形势所代替,据地自雄的节度使林立各地,内战此起彼伏,社会经济严重破坏,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朋党相争,宦官专柄,朝政日非。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统治者穷于应付内部问题,无暇外顾,再也没有条件执行显国威,徕远人了,这样便自然使中日交往由高潮转入低潮。 在日本方面,社会变革已经完成,政治改革亦告结束,不再向唐朝学习典章制度和礼法了。加之唐朝后期政治动乱不堪,旧制度破坏而新制度尚未定型。对日本来说,在政治上已不再有什么可以取法之处,这些将大大减少日本天皇和统治集团派遣唐使的积极性,随着两囯间官方交往的逐渐削弱,双方的文化交流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研究大化改新前后中日文化交流高度发展的历史状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开放的对外政策、积极吸收异国先进文化的态度,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强盛,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日本大化改新前后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唐朝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亦无形中促进了唐朝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坚信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坚信它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康庆余:《大化改新前后中日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的原因探析》 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资源3:隋唐时期,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十分频繁,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隋朝是继汉开唐的重要时期。在隋朝短短三十八年间,日本就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隋留学生,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对日本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我国史书和日本史书的记载,有隋一代,日本派到中国的使节共四次。 第一次遣隋使是600年由日本摄政圣德太子派遣的。《隋书》记载:“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北史》对这次遣隋使也作了同样的记载。第二次遣隋使是67年派遣的。这年7月,圣德太子遣大礼小野妹子和通事鞍作福利出使隋朝。《隋书》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大业四年三月壬戍,百济、委、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小野妹子608年3月完成使命。随后,隋炀帝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裴世清一行十三人随同小野妹子于608年4月到达日本筑紫,在日本受到隆重礼遇。《隋书》记载当时的盛况说:“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裴世清等完成朝命后,于608年9月启程回国。这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与隋使同往,另派留学生、学问僧8人随行。《日本书纪》记载说:“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并八人也。”《隋书》所载“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即是指这次遣隋使。小野妹子将裴世清一行送回中国就留下鞍下福利和留学生、学问僧,于608年9月回日本去了。《日本书纪》载:“秋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来。”是为日本第三次遣隋使。 614年,日本又派出第四次遣隋使。《日本书纪》载,614年6月,“遣犬上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5afc9c57c21af45b307e87101f69e314232fac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