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禺的戏剧《日出》的赏析 曹禺的戏剧《日出》创作于二十世纪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黑暗的时期。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的现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寡头统治和垄断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他们凭借特权操纵金融，把魔爪伸向各个领域。他们掀起的投机事业，使全国金融界都卷入投机狂潮之中。这不仅使民族资本家身受兼吞之灾，更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魔影笼罩全国，操纵亿万人民的命运。《日出》戏剧中的金八就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社会支柱，反映出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某些侧影。《日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并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日出》中对现实的真实而深刻的揭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漆黑的世界”的图画，深刻的揭露了最黑暗的卖淫制度，揭露了金钱统治的罪恶、金钱制度的残酷，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间的种种惨剧。从小东西被逼身亡，黄省三全家的服毒自杀直到陈白露的死，这大大小小的悲剧，都昭示着是社会制度的窳败。造成社会的大大小小悲剧的根源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以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黑暗统治。这个时期的贫富分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的一面镜子。戏剧中的各种人物就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代表。各种人物处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都表现出了一种心灵的扭曲。人伦道德被抛弃，代之出现的是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不择手段的捞钱，不择手段的玩钱，成了金钱拥有者和崇拜者生活的至高无上的信条，形成了一种拜金主义。人性的扭曲达到了至高点。 《日出》整个戏剧中，充满了鲜明的对比和种种矛盾的冲突。对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揭露，主要通过“不足”与“有余”两个社会阶层的对比来实现。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不但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而且还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潘月亭和黄省三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说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体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正如陈白 1 露回答方达生的“为什么允许允许金八他们这么一群禽兽活着！”的问题那样，“不是我们允不允许金八他们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允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 上层社会生活的奢侈与糜烂和下层社会生活的贫苦与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出》对群众包括工人群众的生活的描写，反映了被压迫群众包括工人群众对吃人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恨，对一个光明社会表现出极度的渴望。它深刻地指出：那个“损不足者以奉有余“的社会彻底腐烂了，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它。它以吃惊的现实描绘表明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因此，《日出》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呈现出革命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 《日出》的另一个对比是：作家选取了陈白露的华丽的休息室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来展开那个社会的生活画面，是饶有深意的。这些地方最能体现半殖民地半封建都市社会的畸形状态，是这个社会最腐朽最黑暗的角落，作家把“鬼”似的人们生活的“天堂”和“可怜的动物”生活的地狱加以鲜明的对照，满腔激愤地揭示出那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禽兽世界”。而更为深刻的地方是从这上层的糜烂、骚动、混乱和下层的激荡、嘈杂不安中，透露出整个社会崩溃倒塌的消息。围绕在交际花陈白露周围的人物从银行经理、高级职员、博士、富孀到面首、茶房、流氓、打手，由这些杂七杂八的一群构成那大饭店里上层社会污浊混乱的生活场景。在甜蜜的笑脸下掩盖着卑鄙的阴谋，在背躬逢迎中深藏着发狂的贪欲，而在“文明”的言行中流露着荒淫的心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在这人生舞台上厮混着、角逐着。在夜幕降临下，“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他们发疯般的生活，犹如一场大难临头，皇皇不可终日。那么，在翠喜的周围，也是一个躁动的环境氛围。这里有乞丐、哑巴、卖糖的、卖报的、瘸子、瞎子、卖肉的。打情骂俏中掩着深沉的叹息，强颜欢笑下更是一个个惨绝的悲剧。皮鞭下发出不可抑制的愤怒，人肉的交易中潜伏着仇恨和抗议。在这喧嚣嘈杂的地狱中，同样是骚动不安的空气。这种非人的生活再不能照样继续下去。这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全部腐烂了，解体了，发散着腐尸的臭气。由此，透露出这个堂皇的社会大厦必然倾覆的消息。同时，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挣扎，预示着群众尤其是工农阶级要起来反抗，武装推翻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这个时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夜晚，太阳即将出来。《日出》深刻的预示到了工农阶级的力量之大，预示着革命的到来，体现了民众渴望旧社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634e8040366f5335a8102d276a20029bc6463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