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从医学生职业道德的感悟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传染病一直是民众健康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古代文献中比较著名的记载，如王充《论衡》“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都描绘出了疫情对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清代江南的医学知识和社会医疗、防疫力量在总体上并不足以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威胁，尤其是清代才传入中国（或大规模爆发）的真性霍乱（霍乱转筋）和猩红热（烂喉痧）、白喉等病，超出了传统医学的能力范围。这在当时的瘟疫专书中有诸多体现，如吴有性描述说：“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清代温病学大家王孟英（士雄）谈到乾隆戊子年（1768）疫疹流行时诸医莫衷一是，“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所以从普通民众到专业医者，都容易将疫病流行看作是神秘莫测的鬼神旨意，“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的观念在清代极为普遍，设醮祈禳是社会各阶层（包括医者）都普遍接受的应对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医者需要面对困难的道德抉择：传染病对医者自身生命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是不可忽视的，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来理解和应对这些疾病威胁，救治病人的活动会带来何种风险以及风险到底有多大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医生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认相应的道德责任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多大。即使最后医生能够克服对生命安全的担忧，也需要考虑对家人、朋友的道德责任，而不能轻易做出牺牲自己的决定。那么，清代的江南地区的医者是如何面对传染病疫情的挑战呢？ 总体而言，在前现代社会形态中，医者在其职业角色的维度上并不存在某种承担被感染风险去救治病人的规范性责任，而是具有选择病人同时也意味着选择风险的基本自由。但传统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素和伦理规范，会对医生的行为选择造成一定的制约，以清代江南为例，地方官员和士绅乡贤的榜样作用、医者的宗族伦理责任和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舆论等都产生了较强的外部推动力，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宗教信仰、个人情感和商业规则体系也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家面对瘟疫威胁时的道德选择。 医德医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由中国特色主义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医务人员是人民健康的卫士，有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窗口。同时医德医技量两方面密不可分，两者缺一不可，相互提高。如果只有高超的医术，没有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个人修养，只能让患者近而远之，不能产生认同感。因此我觉得医务人员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利益观、价值观。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将爱心、耐心。细心、上进心入脑入心，在医疗卫生战线上能够自觉遵守医德原则和规范，在平凡而又光荣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履行白衣天使的职责，以高尚的医德医风，精湛的医疗技术战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为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重要的贡献，从而催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861da75e618964bcf84b9d528ea81c758f52e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