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小波:20世纪末的文化智者——读《我的精神家园》文化篇(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国民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王小波是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和精神界里的一个奇迹，他批判中国文化的杂文，有着独特的思想深度和鲜明的个人特色，同时也是他思想、智慧的结晶，闪现着精神和人格的魅力，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个性化的思考也是中国文化领域的重要收获。 20世纪的杂文创作，总是在与主流话语的对抗当中，呈现着时盛时衰的状况。“五四”时期，由于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理念的到来，思想呈现出开放与多元的态势，各种思潮也空前活跃，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来说处于一种较为松懈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孕育了杂文文体，并形成了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鲁迅完成了对杂文文体的规范，并赋予了其独特的内涵:杂文是“匕首”与“投枪”，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他通过杂文来表达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的见解，他对中国的国民性以及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形成了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两大主题，杂文的批判性与否定精神是鲁迅杂文创作的灵魂。这个孤独的斗士在孤独中反抗，在反抗中痛苦，在痛苦中批判，在批判中获得灵魂的快意，鲁迅杂文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有独特个性与影响力的自由思想者和精神斗士。 20世纪末的思想解放，为杂文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王小波便是在这次杂文创作的复苏潮流中，所涌现出的一个世纪末中国精神领域的奇迹。王小波的杂文创作始终坚持自由主义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始终坚持独立的品格和批判精神，特别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上，王小波继承了鲁迅的杂文精神，他的创作展示了作为一个真诚而睿智的知识分子独特的思想和人格，其影响在20世纪末是广泛而深远的。 王小波的思考是智者光芒的闪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维快意，他的杂文在展示当代中国种种普遍存在着看似平常却十分严重的弊端的同时，也以深刻生动的批判，使这些弊端引起读者的深思和震撼。他的杂文在轻松、幽默的闲聊式杂谈中，所触及到的问题却是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科学、文学创作等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表达了喧嚣的话语圈之外的不愿沉默的自由思想者的独特见解，而不像其他杂文作家那样，直接就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某种具体现象进行讨论和批评。他的那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字”有一种内在的精神魅力:自由，敏锐，平等，轻松，亲和。读者可以沉浸在他幽默和略带调侃的叙事快感中，跟随他所特有的超越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因此他的杂文无论在内容、语言还是在思维方式和精神立场等方面，都可看作是世纪末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收获，同时也使他成为20世纪一个独特的作家和知识分子。 在王小波的文化批判视野中，他首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并对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和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理性思考特色。在《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等系列杂文中，他认为，正是孔教与宋明理学的核心“忠、孝、节”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道德、礼教、纲常、风俗等僵化思想，造成了我们社会思想自由与创造力的必然丧失。即使是国学也有可能最后沦为“大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也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在《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作者回敬了那些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他拿老百姓常说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作比喻，尖锐地指出:“儒学的罐子里”同样“长不出现代国家”;又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在《文化之争》里，王小波还将儒家文化与宗教并列，指出其极端的专制性和对国民性产生的恶劣影响，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对国民来说，儒学只是有些人得到实际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儒学的学习从来都只是在刻录与复制，“假如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所以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份，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同样他在《知识分子的不幸》等篇章中，都深刻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理性因素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和扼杀，以及所造成的国民病态性格的恶劣影响，表达了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渴望自由、宽容、平等的文化环境和人文氛围的愿望。其次，在王小波的杂文中，他经常将知识分子和国民的劣根性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王小波在中西的求学经历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使他能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出发，对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作纵向比照，而且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心态，以超越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我们的现实、历史与传统文化加以横向观照和理性批评。在《论战与道德》中，王小波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争论学术问题时，往往要导向道德方向甚至是政治立场，去争论“谁好谁坏”、“谁共谁资”，而非争论学术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谁对谁错”。他对中国文化界千百年来“道德至上”的偏见深恶痛绝，而他所推崇的是罗素所说的:参差多态的幸福和思想的乐趣，因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看文化热》里，作者对人文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没有介人的姿态，而是跳出讨论的主题圈外，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是否真正具有人文精神，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不仅得出了“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的结论;而且指出，所谓的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误读就是将文化与伦理道德等同起来。这样，王小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不仅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根本否定，也无情地嘲弄和批判了知识分子对文化概念的混淆和狭隘理解。在《跳出手掌心》中，他呼吁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知识分子，需要的是真正的思索，需要的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批判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自己先去作个循规蹈矩的人，作出了模样，作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的处世之道，即作者所说的“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掌心”的角色模式。在《花刺子模信使问题》中，作者对国民文化劣根性做了深刻的剖析，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俊人有所区别。”“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话来。”而且作者深刻地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刺子模君王类的人。”并挖掘其内在的深层文化原因，“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刺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上撞”。王小波的批判是将国民性批判和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在剖析人格劣根性的同时，往往要探究造成这种劣性的文化原因，在古今纵向和中西横向的对比中警醒世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ad90630c181e53a580216fc700abb68a982ade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