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之暴力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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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之暴力论有感 郑瑞琦 广告 2010221102200003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这里我要就该书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的暴力论一节，谈谈我的读后感受。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对杜林先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予以了精彩的反驳，首先，他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以自身的理解和分析方法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之后，他再引出杜林先生的看法。在杜林先生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接着，便以严密的逻辑论证将杜林先生这些歪曲的观点逐个击破。 恩格斯对杜林理论的反驳是非常巧妙的。他并没有将自己那套具有严密逻辑的思维方式强加于杜林先生的身上。相反，他十分“尊重”自己的反驳对象，“恭敬”地采用杜林先生的举例论证法，同样是鲁滨逊和星期五这两个著名男人的故事，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以下主要是我读了《暴力论》之后的一些想法。 杜林先生的理论说：“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但是本源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中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杜林先生编造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的例子，想要说明暴力奴役是鲁滨逊的出发点，在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只是附带的“次等的结果”。但事实明显不是这样的。鲁滨逊之所以奴役星期五，是因为他要获得星期五创造出来的多余的那部分生活资料。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奴役”一个需要他们供养的劳动力，这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想法。从这两个男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的，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这是恩格斯针对杜林先生提出的“暴力基础论”的反击。他认为经济才是基础性的东西。 经过高中思想政治的学习，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奉为真理的我们，要信服恩格斯的论点，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杜林认为的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的观点，是极为站不住脚的。就拿当下中日钓鱼岛纷争来看，日本对中国渔民的武装干扰，美日联合军演，中国对日本提出的严正抗议以及派出渔政船甚至现在升级为海军舰队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航行及演习，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对本国根本利益的争夺和捍卫。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严重缺乏，现在日本的经济又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而钓鱼岛海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为日本经济提供很大的帮助。并且关键在于，钓鱼岛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地位，一旦掌控了钓鱼岛，就对中国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封锁，就会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形成极大的威胁，从而起到限制中国快速崛起的目的。而美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不景气，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对美国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超越了日本，更是给美国政府敲响了一记警钟。美国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在近几年也愈演愈烈，美国在背后帮助日本，并不是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多么好，而是出于限制中国的目的，通过限制中国，来稳固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的是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中国对此做出的抗议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是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从现如今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经济利益绝对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才制定出这些战略行为，而暴力只是一种手段，是绝对不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出杜林理论的荒谬之处。 在恩格斯辩驳杜林先生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经济状况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基础性作用，即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恩格斯先生是以改变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来作为论据的。他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以此来说明：暴力的胜利是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就像美国军事力量如此强大的基础就在于其经济资本的雄厚，庞大的军事开支，是支撑其军事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中国要想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获得雄厚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就必须继续加速发展经济，只有在经济上超越了美国，才能摆脱被美国干扰和限制的状况。 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一方面宣扬“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一方面又表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恩格斯先生认为“暴力不是单纯地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战争都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在其背后一定都隐藏着其利益的冲突和对他人利益的掠夺和占有。而经济发展程度高的一般都会战胜经济发展水品低的，这就印证了“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这一论点。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观点，中国的胜利一方面是来自中华名族的智慧和中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还有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投掷的核弹在日本本土的爆炸。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品是不及日本的，因而军事力量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发现某种例外时却只能解释其是一种特例，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圆其说，有时候着实让人迷惑，但我们也可以理解，理论的提出往往是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而杜林提出的理论就更难站得住脚。这就是我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的暴力论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d66c6e9f8c75fbfc77db2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