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慈善家 作者：暂无 来源：《环球慈善》 2013年第4期 文/张行三 图/GC 风土一词的出现，多与人情相连，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川、气候、物产等）和风俗、习惯的总称，这个词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人文社会系统。慈善家是这社会系统里的一环，自然受到风土人情的影响，展现出形态各异的精神面貌。 “美国的慈善家之所以多，与他们的文化、经济、政治压力紧密相关。”远在2007年举行的一次业内论坛上，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谈及资本精神与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家精神时称，这三样几乎决定了一个国家慈善家的数量与质量。 经济优劣决定慈善家数量多少 全球化浪潮将全世界卷入了统一的、模板化的生活中，美国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称为一个标志，并引发一个群体效仿，更能引起褒贬双方的激烈辩论。 慈善事业也不例外，慈善家排行榜、慈善晚宴这样的舶来品都被看作是高端时尚、洋气先进的代表。而行业内部人士谈及慈善时，也是口必称美国。 为何是美国？这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能解决的，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得知，现代慈善事业发端于美国，而其慈善家数量更雄踞全球之首。更重要的是，这些慈善家屡屡见诸世界各地的媒体，让这些经济上的成功人士变成穷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善人。 这给人一种既定印象，要想慈善，先做富人，富裕阶层才是催生慈善家的肥沃土壤。这个结论虽然并不是百分百正确，但毋庸置疑的是慈善家数量与经济紧密相关。 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这个新的移民国家展示了惊人的发展潜力，先是干掉老牌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继而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在这种强势的经济浪潮推动下，美国诞生了众多富可敌国的企业家，这一先天优势，让美国具备了大量产生慈善家的先天基础。卢德之认为，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峰。 “一次是1 9世纪末卡内基的时代。另一次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盖茨和巴菲特的时代。美国历史上最牛的四次股市有三次是发生在这两个时代。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而往往这个时候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峰。”卢德之表示。 如果撇开美国不谈，中国大陆慈善家们的生产地也是以苏、浙、粤、闽等沿海发达地区高居榜首，中西部地区的慈善家寥寥。 做不做慈善家要看文化基因 如果谈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自然躲不过日本。就是这个狭小、资源不够丰富的小国，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前，一直紧追美国不放。但是他们的慈善家产生数量远不及美国，至少见诸报端的慈善家远没有美国的慈善家来得“凶猛”。这与经济基础催生慈善家的推论似乎背道而驰。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说，捐赠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捐赠的多少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关，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日本是不是一个既发达又文明的现代国家？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疑问仍然存在，既然日本如此，为何没有产生如美国一样灿烂的慈善家文化？这必须要从更隐秘的地方着眼，那就是决定一个族群特性的文化因素。 自日本国开化以来，便不断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文化，进而转化为本国的特有文化传承，这一转化发生在特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中，也就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使得日本成为一个较为低调的国家，而且日本人的基因里有着对秩序的强烈需求，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秩序，他们只需要遵守这种相对公平的秩序就能够很好地生活。 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慈善家的低调，其强大的社会秩序感让日本的富人无需大张旗鼓推销自己的慈善，即可实现对社会的反馈和帮扶。 反观美国，自从“五月花”号离开欧洲大陆之时，就注定了这个新群族的文化特质。他们建立在新秩序之上，既具有传统的基督教善施基因，又具备新时代要求的张扬个性。这种族群文化基因指导着每一个慈善家的行为。从卡内基到盖茨和巴菲特，都认同平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美国马上会通过财富的继承而形成一个世袭贵族阶层，并使之统治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精神就会丧失。 更为浅显的例证也发生在中国。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表示，福建可以算是中国慈善的“龙头”，福建的GDP排名12位，但是福建的捐款数八年累计起来的数据遥遥领先于广东，企业家投身慈善的人数仅次于浙江，这背后一定和福建特有的妈祖文化、福建人背井离乡的爱乡情结以及朱熹思想的影响有关。 如何做则看政治体制宽松度 即便我们知道了经济、文化因素对慈善家产生的影响，但我们的慈善家仍然被广为诟病，“外国的慈善家比中国的好”，这样的论调充斥在民众谈慈善时的饭桌上、包间里。 2009年10月，陈发树许诺为其设立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83亿元股权，要将其打造成“国内最大的个人慈善基金”。这一捐赠本身就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更不符合中国民众认知，悲剧就此写下。2012年8月，陈发树被爆出实际到账仅1亿，这强烈的反差刺激着中国人的心。口诛在所难免。其实凡有慈善事业受到重创事件发生，必会加重中国慈善家的窘境。 在枪打出头鸟文化盛行的中国，排在富豪榜上的名人几乎被人揭了个底掉，甚至幼年时期的丑闻也被当作污点。尤其文化的断代，体制的束缚，让慈善家不敢做，做了的也是畏首畏尾，身份行为颇为尴尬。 “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富豪不愿意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与目前体制上的种种限制有很大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彬曾对媒体说，体制决定了人在社会事务中处于何种境地，并如何应对这种情境。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走向了全面社会主义时代，个人被极端削弱，集体意志成为主流。慈善事业从那个时候开始消失，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慈善，个人也没有成为慈善家的可能。 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坛上的政治家们在改革时都要小心翼翼，避免碰触社会主义敏感的核心，何况作为社会个体的企业家，如何把握一个度，而不走向与国家或者集体意识背道而驰的险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保守而谨慎地做好事，成了富人们的一种被迫选择。 此一情况与欧美日又不相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说是现代文明社会发源地的英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英国与美国相比保守而刻板，他们经历过大的社会工人运动，英国人慈善并不推崇资本家个人行为，而是用集体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慈善，现如今广为流行的社会企业概念，就从英国生出。社会企业及多样化的社工体系，让每一个人参与慈善十分容易。慈善家自然就并不被过多关注。而其他老牌欧洲国家则在社会运动之后，走向了高福利的全民保障时代，谈慈善似乎多余，慈善家就少之又少了。 中国历经数十年的蹒跚而行，政策松动的空间似乎越发明显。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向公众暗示出诸多信号，改革信号颇为强烈。但是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是要解放全体国民的内心束缚，每个人的心都应该有一次更新，允许富人在社会法律条框内进行最大能量的慈善。 而现在，风土不同，慈善家行为也各不相同，他们的生长过程又有几分可比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3370a3913661ed9ad51f01dc281e53a580251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