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斌：“女书”演绎的抽象艺术 作者：张敏 来源：《艺术品鉴》 2018年第5期 编辑／张敏 21世纪的当代艺术在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关系上，艺术家何世斌则找到了自己家乡生活中的“母语”（女书），并通过“女书”这种古老且独特文字的水墨抽象表现，找到了一座艺术桥梁，横跨古今，使这种“非遗”语言习俗重新焕发出了无限活力。 “女书”习俗：女性之间的悄悄话 女书习俗，主要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近邻一带的妇女中传承，是以一种妇女专用的特殊表音文字为内核的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表音文字，被称为女字（通称女书）， “女书”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现存的性别文字。 在男尊女卑的往昔社会，一般乡村妇女，很难享受“正规”文化教育，江永等地的乡村妇女，自发利用节庆和纺织、刺绣之余，独自或三五成群地学习“女字”。女书文字呈长菱形，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民间叫它作长脚蚁字或蚂蚁字，外观形体呈“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 据说江永地区的妇女在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称为“楼上女”。婚后三天回娘家，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也只能在家纺纱织布。大多数时间与女人交流相处，女性伙伴之间情感深厚，甚至超过了对丈夫的情感，当地有俗语“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她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只在这一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和传承的神秘文字，男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女书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境地。 “女书”象征元素和当代的融合 在进入20世纪后，中西绘画开始相互渗透，现代绘画中书法性的现代主义成为一个跨文化的艺术实践，20世纪50年代，日本上田桑鸠、宇野雪村、井上有一等两代人的书法表现主义，美国的马瑟韦尔、克莱因、马斯登和欧洲塔皮埃斯、苏拉热等人的抽象表现主义中的书法性，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书法和抽象水墨，使得抽象主义与书法性的结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实践。书写及笔墨形式本身成为一种语言，使得绘画与书法打破了界线，表现为一种绘画的书法性，或书法的绘画化。 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与德国表现主义引入了书法性，重点在于强调笔触、笔线的主体性及线条的独立表现性和诗性，构成抽象表现主义的书法派，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代表波洛克一度也尝试过抽象绘画的书法性。70年代，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书中，在论述抽象表现主义时正式提出了“书法性绘画”概念。 书写性、线条的节奏、线性的图像结构、偶发的墨迹以及画面留白，这些书法的指标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东西方共同的新语言形式。 何世斌尽管不是女书专家，但从小与之接触，尤其受女书研究者的姐姐之影响，耳濡目染，对其也是了如指掌。他后来选择女书作为自己的艺术母语，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和演绎，使其抽象画创作迥异于其它类型的抽象画，不仅丰富了抽象艺术的语言形态，同时也包含了他对自我主体的发现。 其实，何世斌回归自我的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许多辗转和反复。像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样，何世斌进入艺术创作，一开始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他早期作品就明显带有西方表现主义与抽象艺术的痕迹。尽管何世斌也是受“他者”影响而进入艺术创作，但寻找自我的命题却始终贯穿其中。这使得他总是一步三回头，在不断尝试新风格的同时，也会不时地回望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文化回溯中，何世斌遇到了在自己家乡流传的女书，顿时获得启迪，于是，便以此为基础，将女书的字体结构加以抽象和变形，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绘画探索。 “女书”的抽象表现性绘画，既符合关于人性特别是女性生活哲学的创作观念，又能为抽象画表现语言增添一道亮丽而又独特的风景。何世斌通过艺术实践，试图脱离西方抽象主义仅仅是表达艺术家情绪和画面形式美，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出深刻的人文内涵，同时让观看者在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想了解、交流而又纠结的互动性，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当代艺术的“寻根意识” 批评家杨卫“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当代文化形态，越来越突破自身的边界，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取最新的科技手段，来拓展表现的媒介；二是回归于过去的传统，从中寻找创作的资源。前者造就了语言和形式的试验性，后者带来了文化的深度，也增加了当代人的”寻根意识“。正是在这两极的拉锯与刺激作用下，一些古老的文化符号，比如书写的文字等等，被创造性地转换成了新的视觉形象。在这方面深入探索的中国艺术家有不少，其中何世斌就是青出于蓝的一位。他选择女书作为自己的艺术母语，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和演绎，使其抽象画创作迥异于其它类型的抽象画，不仅丰富了抽象艺术的语言形态，同时也包含了他对自我主体的发现。在何世斌的作品中，女书成为了基本的造型语言，无论是将女书直接作为符号来演绎，还是间接地以此来构图，都脱不开女书的印迹。不过，何世斌在自己的绘画中运用女书，并不是要回到女书的本身，而只是一种造型的借鉴。正如他很强调作品的绘画性，甚至迷恋于笔墨的趣味一样。诸如此类都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何世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之所以将女书作为母语，来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那是要借题发挥，为的是与西方抽象艺术拉开距离，给自己的抽象画探索找到不同的源头，注入自我生成的文化内涵。 “女书”更像是“天书” 策展人赵力“何世斌的所谓的“女书”意象，不仅仅是针对固有语境的革除，而且是针对固有符号的解构。艺术家熟知“女书”的正确书写，此刻却刻意进入某种“跳出女书写女书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笔下的“女书”更像是自我认定的“天书”，于是乎可以进入到了自由书写的境地。当然，“自由书写”也并不是无法无天。一开始，何世斌的解构，只是针对历史文化语境的排除，却试图主动服从于“可视化”的逻辑和作品的构成。事实是当何世斌在革除“女书”原有语境的同时，他又将自己带回到了“书写”的领域，从而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更为强大的“书法传统”。何世斌近期的创作更意图于某种的建构，这些作品尺幅一般很大，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何世斌放大了“书写“本身的自由动力，去建构某种“非笔法”、 “非示意”的抽象性的视觉结构。艺术家也试图进入到一个“绘画”与“书法”之间的模糊地带，或者说就是想探讨“图”与“书”的中国式的混杂与界限不分，就如同鸿蒙之初的那般天地混沌。” 具有抽象感的当代水墨画 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何世斌将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传统宣纸上以黑色水墨书写，辅以在粗重笔触的压迫下而透露出的亮丽彩墨，形成了具有抽象感的当代水墨画。其作品反映了官修正史之外，远在那个时代语境下的平民妇女生活的一斑，它所宣扬的是受压迫的旧时妇女坚持追求的自主权与话语权，更是在黑色的浓墨下所掩盖不住的彩色与光明。” “女书”抽象作品，试图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相结合，将中国当代艺术提升到一个更高、更新的文化与精神层面去思考与研究，而抽象艺术在现代中国的注释必定要与本土文脉联姻。 对于艺术家来说，“女书”更是一种“乡愁”，是一条可以对自身文化价值与自我意义认定的追寻之路。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59e83462d3f5727a5e9856a561252d380eb20e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