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与社会分层 ——基于韦伯阶级理论的视角 刘红英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不同于马克思的二元分析法，韦伯的阶级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分析的视角。韦伯则认为阶级的核心是市场能力，它决定人们的市场地位并进而决定人们的阶级地位。本文以韦伯原著为依据，从韦伯多元主义阶级模型出发，探讨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机制；并结合中国现实，探讨转型期的中国在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影响下，社会分层的机制。 一、韦伯的多元主义阶级模型 与马克思单一生产方式范畴的阶级理论不同，韦伯分析了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这三种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形式。“……于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现象，就是‘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 〔1〕韦伯的分层理论就有了三个维度：基于经济差异形成的“阶级”，基于荣誉差异形成的“地位群体”，基于权力差异形成的“政党”。韦伯认为，阶级就是一群处于相同阶级处境的人们的集合。共同的阶级处境表现为人们获得产品供给及其外在生活条件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典型机会，即市场机遇。阶级和地位群体是共生的，以致形成了社会分层。韦伯指出，地位的意义在于一个地位群体的成员积极地以很多具体的途径传达和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政党则可以被看作被准许以各种方式改变机会结构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韦伯阶级理论采用的多元标准———经济状况（收入、财富、雇佣关系等）、身份（声望、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等） 和政治权力。 二、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机制 权力分配本身，对韦伯来说，恰好是社会分层的代名词。以经济为先决条件的权力造就了经济秩序；以社会声誉为基础的权力造就了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反映的是经济产品和服务如何得到分配和使用的方式。社会秩序受经济秩序制约，同时也影响经济秩序。由此“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都成了如何在一个共同体内部进行权力分配的现象。 1．市场能力与阶级地位 社会分层向我们展示了居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享有不同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马克思将阶级看作是客观实在的群体，韦伯所谓的阶级则是唯名论的，其阶级观带有个体主义方法论倾向，认为阶级是个人有着共同的生活机遇的集合体。韦伯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 概念是在理想型的市场情境中来讨论的。韦伯理想型的市场是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模型。在这样的市场中，人们之间为取得交换机会而进行的自由竞争是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进行，且不受、伦理准则、宗教禁忌等非理性因素的限制。 市场机遇在韦伯看来便是一种交换物在市场上成交的可能性，人们依赖于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个人生活机遇的特殊因果构成仅仅是在“占有财产和占有收入机会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而“占有财产”和“不占有财产”便是所有阶级地位的两个基本类别。根据拥有资产者对其拥有物使用方式的不同，划分为食利者和企业主，前者主要是依靠从投资或信托基金得到固定收入的人，后者是指诸如商人、轮船主、银行家等拥有并运转商业的人。对于不拥有资产者，可以划分为中产阶级、技能工人、半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显然，相较于马克思，韦伯更清楚地看到了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两大阶级集团内部阶级处境的分化。 可以这样认为，市场能力的分化是在产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产权包括所有权、控制权及收益权。资产的产权表现在实物或者控制等不同方面，资本家是实物产权的所有者，经理对资产的产权则表现在管理和控制上。无财产者拥有的则是基于技术、管理能力、人力等的人力资本的产权。通过市场纬度，市场机会被分配给享有不同特权的市场能力的人。 2．行政官僚体制与职业官员 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越，使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理性化的科层体制。就技术层面而言，纯粹的官僚体制行政管理是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对于统治者和有关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此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还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流通技术条件，诸如铁路、电话、电报等。 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还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官僚体制还倾向于通过“公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其权利。行政管理的统治意味着是“知识”的统治。官员的准入门槛便是一系列的专业化的资格考试。官僚体制大大促进理性化向着职业化和专门化发展，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大为增加。具有垄断性质的考试也对教育的不平等带来影响。 现代官僚体制下的职业官员们，其个人地位是在科层制的层级结构中形成的。货币经济越发达，便越能保障税源的供给。税收的丰裕则意味着官员们的俸禄津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制度化的权力直接与官僚制的职位相联结，此外，制度化的权利还依赖于财产的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私人财产的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对国家公有财产的占有与支配。 三、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探讨 1．机会结构与市场能力 中国的社会转型即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亦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市场部门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可以说，中国成功的体制转型道路正是以私有部门的渐进而持续不断的扩展为特征的。从波兰尼和泽林尼的观点出发，倪志伟提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将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为人们提供了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沿着官僚等级发展的另一条道路，人们可以沿着官僚等级往上爬，也可以尝试通过市场往上爬。〔2〕 在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中，参与到交换过程中去的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介入到了一场为了争夺稀缺性回报而展开的利益角逐之中。而人力资本在市场交换中能够获得高回报。人力资本包含了人们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管理能力以及拥有的资格证书等，直接决定着人们基于人力资本的市场能力的强弱。而在市场中的另外一部分人，例如对于私营企业主、自雇者等，他们的市场能力则体现在将私有“财产”转化为“资本”投入市场进行运作。 2．制度变迁与再分配权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产权高度集中，社会位置的高低与再分配权力直接相关。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65ee32282eb6294dd88d0d233d4b14e84243e6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