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头回北京 我上中学和大学时，学校离家只有1公里，1963年毕业分配时，离我家只有2公里的五机部一所(海淀车道沟)有一个名额，我就被照顾分配到这里了。多年来我就成了从出生就来没有离开海淀的人。 在五机部一所情报资料室工作时我曾经是个团支部委员，有一个叫闫长庆的同事,福建人,探亲回来和同事们谈论家乡困难时期的事被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得知后立刻定性为反革命言论。我被党支部书记找来，他要求我立即组织全体团员对闫进行批判围攻。他给设定了发言人、发言顺序、发言内容、发言表情以及我应该如果表演等等。我听了之后，对书记说: “请你找别人吧，我干不了这个！”由于我拒绝这个批判大会没能搞成。这是1964年的事了。 不久就赶上五机部一所被一分为三，一部分人员留在北京，调往七机部南苑大院（原国防部五院）,另一部分人转往包头447厂，还有少部分人转到了济南某兵器材料所。 当时我想，全所上千人中北京人很少，其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是出生在北京的海淀,研究所离我家只有两公里因此一定能留在北京不会分到包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公布名单时我竟然被分到包头。原因是明摆着的，説轻了是罪了书记，胆敢不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实际上是得罪了共产党。当天下午就匆匆回家告诉父母，我从此将离开他们。他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一时无法承受。 有些人看不过去，为此向领导提出应该把我留在北京，但是这位书记坚决不同意。也有人劝我在书记面前认个错争取留在北京，但是我是下决心宁愿去包头也决不向书记低头。 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开始向南苑大院搬家时，组里的一个叫王炳克的同事（中专毕业，山西人？）他的爱人在（大同？）兵器某厂工作，两人分居多年，这次是调到一起的唯一机会，因此坚决要求和我对换以成全他到包头解决两地分居。在舆论的压力下，书记只好临时决定将我和王炳克对换。一瞬间我就从包头转回北京了。 此时，情报资料室转到七机部的人都在整理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分类装箱准备搬家了，我也就立刻加入其中了。记得搬家的那天大家将图书资料连同自己的行李搬到的大卡车上离开车道沟一路南行，第一次来到永定门外。在走过大红门桥之后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稻田时那种复杂的心情难于言表,不知道前面的路又是什么。 人生轨迹出现了一个窄脉冲之后很多人劝我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我是个秉性难改的人，仍然我行我素走向终点。 因为一直向往自己能从事设计研究工作因此到七机部十五所之后不久我就要求离开情报资料组，不是想远离那位书记，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书记来领导你。 幸运的是，从总体部转到十五所的瞄准专业组的组长肖锡珙老师接纳了我并且从零开始培养,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多年来从未嫌弃我。因此遇到肖锡珙老师又是我人生轨迹的另一个新的转折点！多年来我的努力和勤奋没有辜负肖锡珙老师的希望。 后来得知，转往包头的那部分人组建了兵器202所，文革后搬到咸阳。1986年开始和于永泰、余未、黄桂荣四人一起为该所研制国内第一台车载寻北仪，这项合作一直延续至今。从此咸阳成了我出差最多的地方，202所有很多老一所的熟人和同学。其间的十多年里，每年十几次往返，难怪202所的一个副所长一直以为我是他们202所的人呢。与202所结下不解之缘又是一个命运的巧合！ 在十五所，我和那位书记虽然不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了但是一直关系还好，因为曾经发生的事绝非他的个人行为只能怪中国人的命运不佳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7786c61a9956bec0975f46527d3240c8447a1f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