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恭三、许苏民著述随感 作者：金德万 学人心中保有的那种学术的生命，其鲜活的意义正体现在学术史上，正因为学术史薪烬火传的赓续，学术才能够以学人为载体而生机盎然、绵延不绝，学人也才可能在史的意义上胸中自有丘壑，笔下风云荡激地表现出他那特有的学术，因此，我们之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之朴学，亦之有金岳霖之知识学，冯芝生之哲学史学、陈寅恪之学、王国维之学，亦之有许苏民之学。自在于历史时空中以各种文本反映其源流衍演总貌的学术史，在其生住异灭之间，杂花生树，江流九曲，期期以求于整理排布而得其自然而明晰的面容，因而生动的学术史一方面确乎其然地内在于历史之史料文本中，又灵动地活跃在那种康德所说的先验结构的辉光闪烁中，这光里的显现，这人性之光中的学术史，何尝不是一种存在的去蔽的显现，何尝不是一种个体的类存在对文化的一种厚蓄深潜而由内在迸发出的自然又特异的贡献。这迸发的运思，这存在的去蔽的显现正是思之光泽流被。有赖于思，学术史乃在以一驭万、串珠集束的构成中由学人表现出来，学术史乃在学人之笔墨酣畅起伏挥洒的众多学术中成就一种内存纹脉外露颜容的史之川流不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逝夫。”亦所谓“六经皆史”，思而已。在学术史之映照下，学术实是学人之思于时于势自由流动的各种情状。以解释学之视界言之，在学术史之互文中，学人之思方可既自在于史又外在于文，意义更具丰富性。譬如清之朴学，贬之者诬其“限于纸片上事物”，饾饤之学。但纸上之文墨，实蕴含浩渺无涯际之历史经验，由深具学术人格之学人证之以自身之体验，既勿生狂悖之念亦难抑飞腾之想。思于是坐实于纸上之文墨，文墨所现之思绪何能限廓于文墨。正是这样的一种运思，既是对厚重的历史积存的尊重，又能让意义不至于沉沦于冥想，玄思、哲思亦有坚实的存在之根据，其意义盖莫大焉者矣。许苏民之《人文精神论》乃人、史、思之作也。 当我们确切地要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时，指望选取的学术立场或者说学术态度是“纯粹学术”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意义Historical Ideology的缺失，或者说真正的现实感的缺乏，这是纯粹学术必然要摒弃的，但凡研究都会使我们无法将在研究中碰到的问题与现实中存在着的问题分离而不联系起来，不然，我们在纯粹学术立场上所获取的研究结论也就至多只具有某种理论逻辑的意义。逻辑的意义是不完备的。事实上，即使是对历史的研究，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也并不是总能将自己局限在对过去事实的了解和对历史文献进行纯粹的逻辑联结上。很难设想，在他那纯粹的学术生涯中他能够彻底摆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摆脱构成他生活要素的环境和生活事实而面对一摞死去了的资料，潜心地、无所顾忌地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纯粹的理性思考。这样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即使真的想成为这样的一个纯然的学者，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先于逻辑地决定了他对待材料的态度。社会存在的潜在力量迫使历史学家不断地修正自己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历史学家是在不断地体验着想要以材料中发现其当代意义的那种强烈的诱惑，这是谁也抵御不了的。正是在这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意识实际上是受到社会存在制约的。 学人著述结集付之枣泥，以刊行传布於世，滥觞于东汉，盛行迤于唐宋以还。古人尝言，个人之著作集乃作者一生事功、性情、议论、文采之表现。倘以人类社会文明史的漫长过程言之，则一集又一集个人著述实乃人类智慧之累积。清乾隆朝大学者纪晓岚（昀）曰：“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 个人著述结集或以类分，或以时序，均可行。以类分，于大家而言，便于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术研究主题见出作家的学养和洞察力。而以时序，则更具特点。与很多同时代知识人的遭遇相比，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中似乎没有因政治运动而大起大落的磨难，但其内心深处同样逃不脱不断地调试自己去适应形势的痛苦经历。这也许更具有代表性。按时间编排，让看似矛盾的各个方面勾连在一起，可以使后来的读者在知人论世上，多一点历史感，对自身已觉辽远的时代里的人和事，多一份同情理解。“形势比人强”不是一句空话，司马迁云：“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报任安书》）在便利的环境里，孤悬原则，轻议前人，悖矣，斯可怪矣。本色当行的学人，公务繁忙、政治高压，都不可能阻止他的学术研究。 邓广铭（恭三）先生治史，非常注重实证精神，其著述兼具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20世纪五十年代，邓先生首创“四把钥匙”之说，将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视为治史的入门津要。尤重史料之考证辨析，邓先生晚年曾多次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正名，先生有言曰：“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和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于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正是因为邓先生在考察史实方面毫不懈怠，乃成就于他著述整体上史料的充分，亦正因此他的创新之见、独到之论总能令人折服。史学乃批判之科学。史学家总是以理性之分析来反对谬误，追求真理。因而邓先生能一秉此精神，为学深具战斗风格，勇于抒独得之见，标法外之意，而对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深恶痛绝之。邓先生以犀利的措辞抨击各类古籍的草率苟且，以充分说理的论据质疑某些理论结断的不当。邓先生为维护良正的学风纯净的文风而不懈努力，他唯真理是从，不讲情面，以此对待别人，也以此坦诚剖析自己的失误。邓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穷毕生之力，不断创新，以求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邓先生投身历史研究，一生孜孜矻矻，夙夜匪懈，尽心竭智，其著述大都在出版后多次修改。他曾三写《岳飞传》，四写《王安石》，《稼轩词编年笺注》更是从1939年完成初稿之后，直至1998年临殁之前，不断增补修订，前后历时60年，终成传世之作。他还计划四写《岳飞传》，修订《陈龙川传》和《辛弃疾传》，惜因天不假年而不竟其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98267c84028915f804dc2c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