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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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20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杰出代表 摘要：通过对谢晋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回顾，可以对其电影创作中体现的国族想象的主题意义，儒家文化道德理想和精神底蕴，进行深入的探寻。此外，通过对谢晋电影叙事形式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认识谢晋电影在拓展和创新中国主流电影形式中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谢晋；国族想象；民族悲欢；家庭伦理片 谢晋( 1923--2008) 的电影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从1948年直至2008年，跨越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更替，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运起伏、峰回路转的变迁。他始终将自己的电影创作跟民众的念想紧紧结合，将自己的电影诉说跟民族的悲欢、民族的记忆交融为一。他以人道主义精神为贯串，以中国传统情节剧为形式，形成了大众文化与个人风格相交织的电影系列。谢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早期电影道德伦理剧的传统模式，形成了郑正秋——蔡楚生——谢晋为贯串的中国主流电影历史线索。谢晋在20世纪后半期的创新和探索，尤其肩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主流电影向新世纪跨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一、谢晋电影的文化主题：以家国春秋和民族悲欢为贯串 谢晋1923年生于浙江上虞，祖上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承的家族。因此，谢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文化的哺育，根深蒂固的“ 修、齐、治、平” 人格理想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使命感，贯串了他的一生。更由于他是一个热情豪放、不善屈从的人，因此，站在知识分子立场宣扬的家国关怀和民族悲欢成为他一生电影叙事的主题。 青年时代的谢晋，经历了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存亡的大历史过程。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和戏剧启蒙的成长经历中，洪深、曹禺、焦菊隐这些戏剧宗师的民族意识和文人品格，又给他的人生初程以深深的烙印。因此，家国情结和民族悲欢交融成谢晋艺术人生终生不离的主题。从初登影坛的《女篮五号》起，到晚年竭力发奋之作《鸦片战争》，都是这一文化主题的清晰体现。 家族亲情悲欢离合，以家论国展示社会演进，始终是谢晋电影主要的叙事主题。 以家庭悲欢、情爱恩怨来折射时代变迁，昭示善恶正邪和道德褒贬，在谢晋早期作品《女篮五号》和《舞台姐妹》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借用女篮运动员青春靓丽、朝气蓬勃的生命情状，象征一个国家劫后重建、充满希望的民族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犹如一阵清风掠过银幕，以柔性的女性之美、身体之美，与硝烟弥漫、男性英雄的刚性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结尾处女篮运动员们身着鲜红的球队队服，在五星红旗招展下豪迈出征，为国争光。银幕上持续的红艳艳的亮色与乐声阵阵，交织着一对昔日的苦难恋人( 刘琼和秦怡扮演) 在新时代终成眷属，这种家国梦想和个人幸福的水乳交融，怎能不成为20世纪50年代国泰民安的环境下广大观众的内心呼声?这种银幕图景与北影、长影的大多数战争题材影片相比，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弥补了电影题材上的失衡。说体育而不止于体育，写青春而不限于青春，《女篮五号》无论从谢晋个人创作成果还是从新中国电影文化主题开掘而论，都是值得重新估价的一部青春电影。 二、谢晋电影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底蕴：儒家文化的道德精神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和仁义诚信，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精神传统。20世纪30年代，在启蒙和救亡的时代主题中展开底层平民的悲情叙事时，忧患意识就是贯串性的旨意。特别是“ 九一八” 事件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忧患意识更成为上海电影创作者的共识，悲剧叙事和严峻影像成为那一时期上海电影突出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文化革命的民族浩劫中摆脱出来，进入了拨乱反正、重启航程的新时期。谢晋在经历个人命运重创、父母相继离去的悲痛之后，终于重新获得表达个人的社会历史观的创作机会。《天云山传奇》( 1980) 、《牧马人》( 1982) 和《芙蓉镇》( 1987) 不但是谢晋后期创作的标志，也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悲剧电影的代表作品。 《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逐渐深化的人物命运开掘，使得中国悲剧意识在一位电影导演的反思中得以复活，通过直面苦难和灵魂拷问的历史审视，重现了电影文化的尊严。一切离开了20世纪70—80年代政治语境的谢晋电影批判话语，都忽略了或故意回避了当时的现实阻力和极左思潮残余，理想化地要求电影文本“更加彻底” 、“更加直接” 地行使“ 历史批判”的使命。责难或嘲笑谢晋式“ 道德批判”的浅薄和温情，无视谢晋电影经历电影审查的艰难坎坷和公映之后广受争议的事实，更无视谢晋式语言策略所获得的作品生存权和公众强烈反响的社会效应，是一种片面的评价。谢晋文化革命三部曲在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有力地参与到公共话语空间中，在瓦解“ 四人帮” 封建精神大厦，在强烈呼唤人民记忆和政治民主化要求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以情感化的政治语言，实现着民族创伤的精神抚慰和走出黑暗历史隧道的共同想象；也使悲剧电影作为一种情节剧的样式，在80年代电影中得到完整体现，取得了跟上海电影30年代传统的遥相呼应。 谢晋电影的悲剧形式是政治悲剧和日常生活悲剧的结合。或者说，是以日常生活悲剧的运作实现政治悲剧的意义表述。日常生活悲剧，就会强调家庭、爱情、情感纠葛、底层平民的生存状态及民俗观念等等，来结构剧情、展现人物命运，而不是直接描写高层权利角逐、政治斗争和历史变迁等等。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在表层结构上是典型的日常生活悲剧。除了《天云山传奇》主人公罗群从一个开发区地委的领导人因错划右派被罢官贬为庶民，又重新获得新生的命运起伏描写，在叙事表层上还具有政治悲剧的因素之外，后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秦书田和许灵均，就都是平民百姓、小知识分子在荒诞历史年代的人生遭遇。《芙蓉镇》中胡玉音因为卖米豆腐个人致富而遭难受苦，丧夫守寡，最后跟秦书田重结良缘，继续卖米豆腐而安度余生，是名副其实的“引车卖浆者流” 的人生写照。中国古典悲剧《窦娥冤》《秦香莲》都是日常生活悲剧。30—40年代上海电影悲剧也大多是日常生活悲剧体现政治悲剧的形式：《神女》 《桃李劫》 《新女性》 《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等，都在这一样式的范畴之内。因此，谢晋的文化革命三部曲是将20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悲剧——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及1966一1976年文化革命的历史性错误——用日常生活悲剧的形式情感化地、系列性地表现出来，体现为电影艺术文本的传统延续和形式创新。 三、谢晋电影的叙事形式：与中国传统“ 通俗剧” 的传承人关系 谢晋电影的叙事形式是中国家庭伦理片继承与创新的最典型例子，也是20世纪后半叶将上海电影学派在30一40年代情节剧推向新高度、注入新因素的顺理成章的发展。 美国学者毕克伟在他的论文中，详细探讨了谢晋电影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写道：“ 《天云山传奇》( 1980) 、《牧马人》( 1982) 、《高山下的花环》( 1984) 都是发轫五四传统的好例子。它们与1949年以前具有批判精神的‘ 通俗剧’ 一脉相承。但他登峰造极的作品则是《芙蓉镇》( 1987) 。这部电影是谢晋在一方面受保守势派压力，另一方面受年轻一代唾弃时公映的。” “ 但是谢晋也受到了‘ 通俗剧’ 这种形式的束缚。这种形式能对观众有 吸引力，是因为它把善恶的斗争以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使观众看到了坏人的阴谋诡计，也看到好人的受苦受难。但它除了激起观众的义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芙蓉镇》没能揭示‘ 恶’的动机是什么，或邪恶是怎么形成的。这点上同三四十年代的影片一样。” 毕克伟在这里强调的中国电影“通俗剧” 特征，其一是它的情节连贯，大众化叙事的通俗外观：其二是它的正邪分明、惩恶扬善的道德批判立场，而这种批判又是较为浅显，不求深意的。毕克伟的褒贬兼备的评价，既符合谢晋电影的基本特征，又淡化了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语境的现实。“ 通俗剧” 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的延伸，在谢晋之后的中国导演手里，也得到了尝试。张艺谋的《菊豆》 《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特别是李少红的《红粉》，都可以看作是“ 通俗剧”或“ 通俗剧”的变种在新视角下的一种表现。在我看来，至少张艺谋的家庭伦理片可以被看成是通俗的叙事形式。他的世俗社会观和电影叙事观渗透下的作品，是电影通俗剧在20世纪末期的代表性作品。因此，中国主流电影传统经过谢晋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环节，在此后的电影作者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和创新。张艺谋的《菊豆》特别是《活着》在道德批判和弘扬、长时段的故事处理以及镜语系统的传承关系上都可以看到谢晋及其上溯的传统电影的元素。张艺谋本人也许并未有意识地规范自己，然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河床与不断流淌的创新之流的关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五代电影由叛逆转向继承的历程，清楚地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血脉相承的关系。 80年代谢晋家庭伦理片在叙事手法上的革新，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谢晋在长时段故事时间处理上，运用了时空交错形式的手法。《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都是典型的时空交错式结构。由于谢晋的历史反思型电影故事，都从1957年反右运动一直延伸到1979年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所以在电影时间处理上，需要寻求套层式、多时态的表现手法。时空交错叙事可以突破大回忆的单调形式，立足现实与历史的对比和撞击，唤起观众的历史认同感和情感共鸣。 其次，谢晋运用剧中人物主观视点的组合，实现多视点的叙事结构。多视点叙事结构是《天云山传奇》的重要突破。剧中人主观视点的确立，意味着改变以往第三人称权威话语统领电影叙事的局面，将视点的高度降下来，建立平民视角反思历史的话语立场。同时，周瑜贞、冯晴岚和宋薇三个女性分别承担各自的叙事任务，体现了“ 发现” 、“ 责问” 和“ 忏悔” 的人生体验和心理动机，叙事结构本身包涵了社会冲突和戏剧冲突的含义，将观众“ 缝合” 进剧情之中，强化了参与感和共鸣感。女性形象是谢晋电影系列中的社会要素和叙事要素。通过谢晋的性别叙事，将当代中国现实矛盾和社会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但同时，女性形象也是“ 通俗剧” 电影吸引观众注视和消费的重要元素。“ 海派电影不仅‘ 趋重’ 女体，而且这种‘ 趋重’ 从观众日常感情出发，将‘ 电影’的范畴以及人们与电影的关系扩展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女性角色作为男性观众的观看对象和女性观众的摹仿对象，转化到观影群体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去，正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消费特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在它们公映的历史环境中引发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不只是历史内容本身的触动，视点的构筑和叙事结构的个人化也是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谢晋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一位代表人物，已经载入史册。谢晋作为用电影艺术参与社会改革、发表公共话语的独立知识分子，以他关注民族命运的热情性格和顽强执著，贡献了一个动人的、反应民族历史的电影系列。这个电影作品系列真实地贴近民众、生活化地描绘了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矛盾和民族悲欢，提供了平民大众的命运变迁和苦乐沉浮的影像记录，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了一部20世纪60—80年代可资检索的社会影像史料。谢晋继承和拓展了中国主流电影和上海学派的叙事传统，成为推进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环节。谢晋电影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他的艺术遗产一定会在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启迪来者和引发思考。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fb6d07f1711cc7931b716a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