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殷商时期人们的方位观念，不仅有了“东西南北”四正的方位概念，而且也有了“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等四维的方位概念，再加上“上”、“下”、“左”、“右”、“前”、“后”、“中”等表示方向和方位的词语，可谓“全方位”具备了。研究表明，在这些诸多方位之中，殷人有“重东北方位”和“尚右”等的习尚观念。 殷商时期人们的方位观念，不仅有了“东西南北”四正的方位概念，而且也有了“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等四维的方位概念，再加上“上”、“下”、“左”、“右”、“前”、“后”、“中”等表示方向和方位的词语，可谓“全方位”具备了。研究表明，在这些诸多方位之中，殷人有“重东北方位”和“尚右”等的习尚观念。 对于“殷人重东北方位”，笔者曾步杨锡璋先生后尘加以申说考论。（注：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 论文 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朱彦民：《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在本文中，企望就“殷人尚右”一说试作析证。古 文献 中有“殷人尚右”一说，但是甲骨文中的有关材料要比古代文献记载和商代考古资料丰富得多。推究其因，也许是反映形而上的思维观念的东西，在表现殷人精神世界最为充分的占卜活动中会有更多的展示的缘故。 一、以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 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左”、“右”的辞例，不胜枚举。下列辞例是“左”、“右”同版或与两者相关联的，而且多与当时的军事编制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关系以及殷人对于左右两个相反方位的不同态度。 1.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4) 2. 乙未卜，[贞]：宰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合集》5512) 3. 丙申卜，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合集》5825) 4.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5. 其雉众？吉。[右不雉众？王占曰：弘吉。]中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左不雉众？王占曰：弘吉。(《合集》35347) 6.癸酉卜，戍伐，右牧毕启人方，戍有？弘吉。[右戍有]？弘吉。中戍有？左戍有？吉。亡？右戍不雉众？中戍不雉众？吉。左戍不雉众？吉。(《屯南》2320) 以上诸辞，是“左”、“右”、“中”三个方位同版的辞例，也都是与商代军队编制有关的内容，如“右师”、“中师”、“左师”、“右戍”、“中戍”、“左戍”等。对于这些军队编制的具体分析，陈梦家先生有言曰：“卜辞说‘王作三师：右、中、左’(粹597)，又说马分为‘左、右、中人三百’(前3. 31. 2)。如此一百人为一队乃殷代师旅的单位。乙辛卜辞在一版之中卜左、右、中之雉众，则此‘众’是分三师的；康丁卜辞有‘众一百’(粹1150)之语，则左、右、中之众各为一百人。”（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9页。）杨升南先生认为：“戎马”即驾战车的马，“左右中人的左人即车左持弓者，右人即车右持矛者，中人即御者。按照商周车制，每辆兵车配备三名人员，这左右中三百人，正是一百辆战车上的人数。”（注：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而刘钊先生释“戎”为“肇”，认为马属于诸兵种中的骑兵，“肇马”即启动骑兵之义。（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至于“戍”字，郭沫若（注：郭沫若：《殷契粹编》， 科学 出版社1965年版，第643、645页。）、屈万里（注：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版，第127页。）、姚孝遂（注：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诸先生均认为“戍”乃戍守之义；而陈梦家（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6页。）、《小屯南地甲骨》编者（注：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0页。）、刘钊（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诸先生则认为“戍”是带兵武官名或军事组织名或戍守边境的军队。总之，它们都与军事活动军队编制相关。 在这些辞例中，除了第3辞之外，其他五辞都是以“右”、“中”、“左”的顺序排列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此顺序的排成必定有一种习惯观念在其中，也就是“殷人尚右”的方位观念。至于第3辞中三个方位的排列顺序不是“右中左”而是“左中右”，则完全是一个例外。如何解释这一例外的排列方式，在目前没有更多的依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排除这是一种偶尔笔误的可能性。 7. 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合集》24506) 8. 丁酉卜，其乎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戍？亚立其于右利？其于左利？(《合集》28008) 9. 乙未卜，显贞：在宁田，[寅]右赤马其？乙未卜，显贞：左[赤马]其？不。(《合集》28196) 10. 翌日王其令右旅暨左旅圣见方，不雉众？(《屯南》2328) 11. „„王其以众合右旅„„旅臿于舊？吉。在舊。(《屯南》2350) 以上诸辞，是“右”与“左”共版并贞的一些辞例，也大都与商代军事编制有关。如“右马”与“左马”，“右利”与“左利”，“右赤马”与“左赤马”，“右旅”与“左旅”等。对于第7辞中的“左马”、“右马”，郭沫若先生曾认为“盖马种之名也”（注：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页。），实际并非如此。刘钊先生云：师、旅、族是军队组织编制，而马、戍与射等则是兵种，“这些左马、右马，当指用于驾车的左马、右马，即所谓‘左服’、‘右服’”（注：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其中第8辞，是贞问派人戍守某地，亚(官员)的阵位是在右方还是在左方有利。但宋镇豪先生认为“右利”、“左利”，“似乎脱胎于战斗队列和攻守阵法训练之武舞，序以方位，自当属亚所在列阵中的对应位置”（注：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 教育 》，载《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对第7、9两辞中的“”、“”字，于省吾先生认为应该读作惠，义为驯顺，驯服左右马，使之就范而不悍烈。（注：于省吾：《释其不》，《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8页。）“右旅”与“左旅”，则是指军事编制无疑。“殷代师分为右、中、左(粹597)，旅也可能分为右、中、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第100页；又见于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这些对“左”“右”军事编制并列而问的卜辞中，其顺序也均是“右”者在先而“左”者在后，从无例外者。这种情况，很难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明显地存在一种以右为先、右贵于左的思想观念在其中。这些关于商代军队战争卜辞中的“尚右”现象，是否就是后世《老子》所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观念的滥觞呢？非常值得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如下两辞： 12. 叀用东行，王受又？叀从上行、左，王受又？叀右，王受又？(《怀特》1464) 13. 戊戌卜，扶：缶中行征方？九日丙午遘„„(《怀特》1504) 其中出现了“中行”、“东行”、“上行”、“左”和“右”，也应该是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军队编制。（注：严一萍氏据“贞：勿乎延复行从乃”(金569)，认为“行”为“右行，见其《殷商兵法志》(《殷商史记》补录卷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1525页)。实则甲骨文中左右之“右”者均作“又”形，而从无作“”形者。严氏失之矣。）但是有学者指出，“‘上行左’里的‘上行’亦应是左行，春秋时‘楚人上左’以左为上，郭沫若先生认为徐楚继承殷人文化在南方 发展 (《粹编》序言)，是商代亦以左为上”（注：寒峰：《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且不说“上行”与“左”该不该连读，单说仅凭“上行左”四字就断定“上行”应为“左行”，就进一步推断“商代亦以左为上”，也太牵强附会了。 还有一些辞例似与军事行伍有关，但其辞义尚不能明了。不过当两者左右并列之时，卜问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79294257a563c1ec5da50e2524de518964bd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