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廷的“理观”研究(2) 刘献廷的“理观”研究 刘献廷对待西学是十分开明的，基本上持欢迎的态度。尤其是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极为推崇，对西书十分重视并极力搜求。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刘献廷的地理学成就最大，有很多卓识之见，可惜其地理学著作未能传世。他批评传统地理学“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而“天地之故”，即是指“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的传统学问目的在于治人，自然科学被当作治人的工具，缺乏对自然科学本身的探索。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他也认为是“详于古而略于今”。他极力强调学要知今：“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及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者甚难也。”大抵“知今”除了知当时的形势外，还应知当时的“质测之学”。在地图的绘制上，他主张用经纬线的方法来改制原有的地图：“紫廷家藏《楚地全图》，从横皆丈余，张挂甚难，流览亦苦。紫庭欲改为书册，可置案头，以便披阅，而请其法于予。予为之先造经纬表一通，从横相遇，可合可离，亦图中之变调也。”中国传统的坐标方格法，没有考虑到地球的曲率，显然不如经纬线更精确。这些主张是中国地理学研究从“历史地理”、“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演变的先声，可惜其主张未能付诸实施。 质测之学的基础无疑是数学，中国传统数学很发达，但主要以实用的运算为主，缺乏天体观测等大型项目上的应用，理论基础也很薄弱，西方数学注重推理的特性对中国数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促进了中国数学专业结构、思维方法方面的转化。”数学既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式，也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刘献廷对数学十分重视，充分认识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他对西方的算法很推崇，甚至有一套用三角学来“质测”的构想：“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至于是否实施过，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仅有算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几何学，这是机器制造的基础。《几何原本》由公理、定义出发，把西方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善的体系，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数学所不具备的。对几何学刘献廷也十分关注：“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图说》一册……又《十三只做式图》一册……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呜呼异哉，安得遇斯人而与之谈度数之学哉!”“度数学是会通中西数学而成的关于数和形的理论以及用数学的语言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设计”。同时西方习惯用几何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天体运动，与中国用代数方法有着很大不同，况且“数”往往被附会，用其来推求事物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神秘性。刘献廷极为反对“数”的附会、用“数”来推理事物，他批评古语“九九歌”的疏漏曰：“凡朔望大小尽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叹旧历乃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疏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这也反映了他的“质测”方法。 在上文论述中提到了他把演绎和归纳结合。中国古代思想重视演绎，而缺少科学归纳的方法，刘献廷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可谓有过人之处。至于“质测”方法在农田水利、边防军事、机器制造等方面的也都有体现，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详述。刘献廷的“理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四、刘献廷新“理”观的思想史意义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朱子的学说中，理是先验的、独立存在的，“这样的理或天理不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或法则，它没有物质基础。”朱子本人也讲“物理”，但这是“理一分殊”后的物理，物理源于天理，体现天理，统摄于天理。“天理”是宇宙本源，是至上、至善的主宰，天地万物只是一理，人们“格物穷理”是体“天之理”，是有所止的。虽然朱熹的天理甚为高远，很难达到，但不意味着不可能达到，体天理在乎“知所止”。王yang明的“心”或“良知”是道德本体，“心即理”是王yang明思想的逻辑起点，理在心中，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要求人们“致良知”回归到人的自然本体，也是有所止。“徐光启真正的思想意义，在于他不仅肯定了开物成务的价值，而且在于他非常有意识地将具有开物成务这一功能的一个本来只具有工具性质的作为形而下学的科学提到与作为形而上学道德性命之学相提并论的地位。”方以智已经开始认为“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即理应该以物作为依托，把高高在上的“理”与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可分。 刘献廷“理观”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承认“理之实证性”。他的思想已经跳出了程朱陆王的框架，既继承了徐光启重视几何学的思想，又把“德”与“智”区分，并基本用“物之理”取代了“天之理”，把科学提到了道德之上，比徐光启更近了一步，理被降为客观规律。理学将“天理”作为一个可以通过个人主体实践而达到的境界，通过“穷天理”来寻求现实和古代的联系;而“物之理”的观念则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科学、理性的认识，把握自然规律，并可以通过实证达到，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着眼点在未来。刘献廷已经模糊地走到了这两种观念的结合处。在刘献廷的科学思想当中，也有反对无边际的附会内容，反对这种类比关联的思维对科学所需要的逻辑思维的形成有莫大的作用。 但他并没有明确的“分理”思想，没有明确的把“理”进行区分，而这一历史性的工作由后来的大学者戴震完成。“戴震通过语言学的解构工作，将宋明理学中无所不在的‘理’变成一物区别于另一物的具体的‘物之分理’，从而将理学的探索对象在语言学中转变为对具体事物规则的认识与探究，在理论中展开了科学的思维探索。”他恢复了“理”作为自然界的本来意义，为日益增多的学科门类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理学到戴震时已经终结。对天理世界观的绝对挑战是在晚清，“国家体制改革中，一种新的、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为核心的公理概念上升为能够为政治、道德和认识过程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9593f3f74a20029bd64783e0912a21615797f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