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作者：李贵 来源：《党员生活·中》2020年第11期 两宋时取士人数超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时出身寒微的杜荀鹤屡试不第，写文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 两宋流传：“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舉中求取功名。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 北宋前期的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后直接评分，失利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又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1057年）的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年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古文“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道学、理学杰出大师程颢，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张载皆位列其中。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不菲的花销，但两宋时的穷困学子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驿站免费食宿。 如此，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宋初的张雍，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两岁而孤的范仲淹，先寄居寺庙学习，后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终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 据统计，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高达71%，寒素子弟仅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53.67%的一至三品官都来自布衣者，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北宋末已达64.44%。宋代布衣出身的宰相占53.3%，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宋朝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形成。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摘自《解放日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b78be534bd7c1c708a1284ac850ad02de800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