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目前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若干思考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迅猛、成就辉煌,理论论著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就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档案学、理论体系、实践问题、意识困境、现实问题 [1]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2、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 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2]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3]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思考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4]“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5]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6]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7]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8]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9]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0]参考文献:[1]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2]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3][8]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4][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 联书店1987。[5]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6]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7]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9]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兰台世界》1998(7)。[10]管先海:《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cf7913e26c52cc58bd63186bceb19e8b8f6ecb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