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本无所谓好坏，流动性、运动性、线性、循环性等等，这是说时间本身，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任何事物，只要与人结合，便被“人化”，产生了以人为尺度或标准的评判。 一座山可能屹立了几亿年，人能够抱怨它阻挡了交通，是一座坏山，而不在乎自然界的先来后到。时间，也被分成好时间、坏时间。 我们并不缺少“好日子”、“坏日子”的概念。生病是坏日子，健康是好日子；升学是好日子，落榜是坏日子；你的好日子可能正是他的坏日子。两者间也许有因果关系，也许没有。你一拳把别人打进了医院，有因果关系，别人住院是坏日子，你要遭追究，也是坏日子，如果你逃脱惩罚，则是你的好日子。你在某日外出旅游，另一个人在某日遇了车祸，这是你的好日子，他的坏日子，两者不相干。 好日子和坏日子的划分，在组织、国家、民族等群体性的单位中也存在。“厂兴我荣”是大家的好日子，“厂衰我耻”是大家的坏日子；旧社会是劳动人民的坏日子，新社会是翻身解放的好日子；改革开放前是坏日子，改革开放后是好日子„„如此等等。倘若没有好日子和坏日子的区分，历史就变成纯粹的追忆逝水流年，无所谓光明与黑暗；任何一部电影、小说也都不可能产生。 现在，我们讲好的时间或坏的时间，大多是基于“经历”。已经发生的好与坏，正在发生的顺利或者艰难，前景确切肯定的光明或坎坷，算是有本可稽。 还有一种好时间或坏时间的区分，不是基于“经历”，而是基于预定。黄历上的每一天，都会注明宜于做哪些事情，忌讳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必须禁止在这一天做。相对某事，某天是好日子；相对某事，某天是坏日子，这在编写黄历时已经明确，既不会再加改变，也不会因人而异。如果忌讳的事情多了，难免造成生活的太大不便，所以每天不宜做的事情也不能太多，这算是黄历编制者对人们生活实情的体恤。考虑到黄历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从一页过时的黄历，几乎就可以看见历史上某天的社会生活画面。这一天，“宜剃头、祭祀、会客、出行，忌破土、牧羊”，相关的社会活动就会多或少。 对社会活动的时间用宜忌来进行分配，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古希腊训谕诗之父的赫西俄德，在长诗《工作与时间》中叙述时间的编排：盈月，第6天得利于生男孩，但不利于生女孩，应在第8天阉割公牛和公猪，第9天和最后两天是干活的好日子，女人应该在第11天纺织。 两河流域是占星术的起源地，占星就是以天象的时间演变来预卜人间事务和人生宜忌的方术。占卜术以一系列宜忌的组合为逻辑，何时宜于何事忌讳何事，按此去做，一切平顺；做了忌讳的事，就不顺，世道会变坏，人会生病；而纠正或治病也有宜忌，照着去做，世道能纠正、治病能见效；如果犯了忌讳，世道不能恢复，人会沉疴在身。白羊管头，金牛管颈，狮子管心，室女座管肠，十二星座各有主司部位或器官，一次治疗要求月亮、太阳的妥当方位，并与黄道、行星、疾病部位相配合。 宜忌的时间编排，作为关于安全与健康的一种许诺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要依靠相信这种许诺有效的社会想象。在科学尚未登上舞台之时，时间的宜忌安排，不管是否有效地照看了人们的健康，但有效安排社会生活的作用还是明显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eca61251711cc7930b7163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