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媒时代下的无缰野马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突飞猛进和社交平台应用的大幅度普及，“中华田园女权”这个看上去新颖“别致”的词汇，开始频繁映入人们眼帘。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关键词“女权”，会出来高达1500多万条搜索结果，然而在前几页对其正面温和的评论占极少数，大部分以“中华田园女权”一词以蔽之；而在其他社交互动平台如豆瓣、知乎、天涯、贴吧上，对“中华田园女权”进行讨论的帖子更是数量可观，乃至在各大新闻网上都有不乏以此为话题展开讨论的文章，如《中华田园女权对ivanka trump的恶意误读》《“直男癌”对阵“中华田园女权”，韩寒又陷巨大争议》《被污名化的女权：中国女权主义太过激进了？》等。这看起来颇有些吊诡，因为早在步入21世纪初期时，中国女性学界已经意识到，一味地叫嚣反抗男权无益于中国本土化女性主义的长远发展和建构，因而在解构男权中心主义的同时更提出要反思女性主义本身。2004年，荒林等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提出“微笑的中国女性主义”概念，以冀区别于西方早期某些激进的妇女运动，发展出更具本土化的温和的中国女性主义。在文学界，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也相应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沉迷于身体经验写作、充满了偏激和歇斯底里叫嚣的性别对抗，走向了更为平和深沉、温婉理性的性别对话。在女性文学批评界更是提出了超越“唯女性主义”“反男权倾向”的性别诗学，呼唤尊重两性审美差异、有利于两性文化健康发展的审美场域的到来。这厢的理论界发展平稳势头不减，那厢的大众传媒中女权主义却处处掣肘，被嘲讽为“中华田园女权”，陷入了流言蜚语的泥潭。这远远看去恰好比理论界慢了一个轮回。本文将从所谓的中华田园女权的由来、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社会热点事件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公众应给予的反馈和应对策略等方面作出阐释和解读。 一、大傳媒时代下的无缰野马 中华田园女权得名的具体原因，在信息流动性飞快的互联网时代已很难考证。若单从字面来看，可联想至并不规范的“中华田园犬”的命名。“中华田园”代表了两层含义：一是发源于中国的本土化特征；二是囿于田园、只在口头上大加挞伐而不身体力行做出实际成效的空谈性特征。中华田园女权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指称，笼统来看，它是对在当下高度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下孕育而生、发源于中国本土的盲目偏激的女权主义者的称呼，是一种带有明显贬义的蔑称。 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上被定性为中华田园女权的群体大多具备以下过激的特质：一是极端仇恨男性男权，在谈论有关男女不公的话题时，将炮火不加分辨地瞄准全体男性；二是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想承担义务，因自身生理上的劣势而认为在社会地位、家庭权力、两性关系、工作环境上应占据天然的道德高地；三是仇恨一切带有传统特质的性别符号，尤其是全面否定痛恨为家庭或婚姻牺牲自身个人利益的家庭型女性，贬谪具有外貌姣好、性格温顺、积极为家庭付出、顾家生子等特征的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性；四是态度极端、言辞暴戾，过度恶化中国女性生存环境，等等。而抛开这些偏激特质外，中华田园女权也表达了强烈的女性个人利益至上、冲出家庭婚姻加入社会生产分工、事业优先、女性自己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诉求。 中华田园女权群体仇视除自身以外的其他所有群体，并提出了“我是极端女权我自豪”的口号。她们将服从于男权社会体制、相夫教子、家庭主妇型的女性称为男权女，甚至将这一概念延伸至温和理性、倡导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她们大多因自身所受歧视压迫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复仇心态，因此在谈及男女不公等问题时，常态的话语策略是主张将女性所受的压迫转移到男性身上。如在面对国家免费为之前因计划生育上环的妇女去环的新闻时，提出应该让男性结扎而不是女性上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从医学来看，输精管绝育术比起输卵管绝育术更为经济、安全、实施起来更为简单，但术后休养时间更长，不能完全保证百分百绝育，且复通恢复概率较后者而言低。输卵管绝育术比输精管绝育术绝育效果更好，去环恢复生育难度较低，但手术难度更高，术后并发症更多，对女性身体伤害更大。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如果采取男性结扎，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若因结扎不完全导致女性受孕，男性会以为妻子对自己不忠。同时如果女性生育功能完好，男性生育功能丧失，但又想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分析称有可能会发生婆家让公公强奸儿媳、小叔强奸嫂子等灭绝人伦的惨剧。同时男性可能因心理障碍或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导致性功能障碍，女性随着年龄增大会停经绝育的生理原因更易接受上环手术。不可否认，在种种原因背后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确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结婚生子要承担诸多痛苦和风险，但长期又面临着男权中心的压制，所以提出捍卫自己的子宫自主权、淘汰男性劣质基因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420ccd3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9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