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鉴赏(2) 这一部分的文字，充满着抑郁牢骚、愤世嫉俗之情，这当然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而发，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被贬谪以后后的“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发泄，因此措辞就未免有些支离拉杂。后人或说他“称琐引，子家修辞之一累”，或说他“词无涵蓄至此”，或说他“尖薄”，这些评价虽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又未免有不近人情之嫌。透过文章，我们从中能感觉到，在这些转折的词句和穿插的议论中，在作者的左顾右盼之际，文章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而对于尊重师道的传统，作者作了充分地肯定。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自道了为文的甘苦与心得，这是全文的重心;一方面说不敢以师名自居，文章末尾又申明取实去名之理来呼应上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言不敢为师而愿陈所得之故，文多转折。 第二段总说自己对于为文之道的认识过程，乃是从工辞而走向明道，即由对形式美的重视转到对思想性的追求。柳宗元学文，原自体入手，后来专攻古文，故字里行间，仍留有语的痕迹。但总的说来，还是以散体为主的。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创作道路的改变。 第三段论其如何“羽翼夫道”的方法，这也就是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表现内容的问题。前八句，以“心”、“气”言之，指下笔前的事先考虑，是就消极方面的防范来说的。后六句，指下笔时的具体运用，是就积极方面的努力来说的。为什么不敢以“轻心掉之”呢?后人对此的解释说：“文章不欲过快，快则单。”对付的办法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陈衍语)陈衍说：“奥者不欲其太浅显，明者不欲其太晦涩。”为什么不敢“以怠心易之”呢?陈衍说：“不欲过慢，慢则散。”对付的办法就是“疏之欲其通，嫌之欲其节”。陈衍说：“疏之指接笔言，廉之指转笔言。”的确，接笔以疏之，转笔使廉之，自然文字就不致散漫了。为什么不敢“以昏气出之”呢?陈衍说：“不可无持择”。对付的办法就是“激而发之欲其清”。陈衍说：“指开笔。”文章开拓一步，若用此法，自可去其昏气。又为什么不敢“以矜气作之”呢?陈衍说：“不可近妆做。”对付的办法就是“固而存之欲其重”。陈衍说：“指顿笔。”按，清袁枚《续诗品》有《固存》一则，引用柳宗元的话说：“固而存之，骨欲其重。”点出一个“骨”字，似比陈衍解释得更加深切圆满。陈衍又说：“发、存二句，谓炼格也。”按，矜气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客气虚张”，浮而不实，故不唯要以顿笔取重，兼宜以骨力镇之。 第四段是谈取道之原，这是本诸儒家的传统哲学观和美学观来说明的。《唐宋文醇》卷十三评《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这些话“犹有漏”;陈衍也说它“未见包括的当”。不过，一部书只用一个字来取用，自然难于完全妥帖，何况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也必然会有所分歧的。何的诠释是最为得体的。他认为：“求其质”是“言实事也;质为道德之本，言其大体”。“求其恒”是“言常理也;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细微”。“求其宜”是“节文之中“，也就是“止乎礼义”的适度性。“求其断”是“是非之辨”，“求其动”是，“变通之道”。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就为文之取径为法而论，却也的确是能得其要领的。 第五段是说如何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关于这一段，有许多争议。如清梁章炬《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一则就说：“此数语分贴处实未能深切著明。”陈衍更指出：“《糓梁》焉得有气?《孟》、《荀》岂能并论?”“《国语》无甚趣。”的确，姑以文论，《孟》可言“畅”，《荀》不可以“畅”之。“肆其端”者，《庄子》可以这么说，《老子》不过是连类及之而已。至于《糓梁》，由于柳宗元学《春秋》于陆质，质之学本于啖助;唤助之学，不喜《左传》而宗《糓梁》。或者宗元于此，别有会心也末可知。后人所论，也不过是凭一己之领会，各说其是罢了，谁又能确切知道柳宗元当初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而括出这些一字精义的呢! 第六段是总收全文，回结前意。何批评“此等收法亦有迹”。然而诚如金人瑞《古文评注补正》卷七所说“此为恣意恣笔之文。恣意恣笔之文最忌直”，故自不妨多用转折以尽其恣，多用回环照顾以达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592ced00142a8956bec0975f46527d3240ca6b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