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78篇：【读书有思】之读张心科教授的《经典课文多重阐释》 2019年第78篇：【读书有思】之读张心科教授的《经典课文多重阐释》 中山市教研室/郭跃辉 《经典课文多重阐释》是张心科教授“接受美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丛书中的一本，书名中的“多重”，并不是在一个横向空间里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解读，而是在语文学科诞生以来的100多年里，不同的读者特别是教材编者对经典课文的解读。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文学研究的著作，而是真正的语文研究的成果。“经典课文”属于“经典文本”，但其功能与后者完全不同。“经典课文”是一个语文学的概念，某一文本一旦进入教材，就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语文学习以及国民教育的功能，对经典课文的解读，就会受到教科书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教育状况的影响，而区别于历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一课文的解读。这一点，也恰恰是接受美学理论自觉实践于语文教育的重要途径。 张心科教授这本著作，依次研究了《古代英雄的石像》《一件小事》《社戏》《风筝》《藤野先生》《荷塘月色》《卖炭翁》《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六国论》《过秦论》等经典课文在这100多年里的“教材阐释史”，从个案作品的历史流变中窥见当时的语文教育改革状况以及社会变革状况。教材是国家教育导向、课程意识的物质载体，国家教育导向以及课程意识，规定着教材编者对课文的解读，而研究者又可以从对课文的解读中，追溯当时的国家教育导向以及课程意识。例如鲁迅的小说《社戏》，张心科教授经过文献研究发现，这篇小说原来是作为课外读物的形式进入学生的阅读视野的，直到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颁行后才进入教科书。《社戏》最初的教学导向是“运用欣赏法，欣赏社戏美景，借鉴描摹景物的写法”，而1932年，教育部颁布了《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对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提高了，蒋介石推行的“党化教育”直接影响了教材编者对课文的解释，国文科的实施要符合国民政府的体制与政策，加强三民主义的教育。《社戏》在这样的阐释格局中，就被当作关注“民生问题”的典型。教材课后的问题设置，也与“农村问题”有关：1.农村的儿童生活研究，2.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的研究，3.关于本篇的技术的研究。鲁迅的《社戏》虽然涉及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这种意识并不是很强烈，更多的是流露出一种人情美、人性美。这样一篇优美的诗意小说，被当作“农村问题”的文本来解读，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的一些状况。朱自清等人于上世纪40年代编写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也收入了《社戏》，但不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而关注语文教育本身，于是对课文的解读又有了变化，该课文的“篇题”称：“本篇是随笔体的小说，叙述儿童时代看乡村野台戏的情景。”于是课文的教学内容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讨论文章的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形象、描写的技巧、句式的选择与运用、修辞手法、炼字炼句等。这些内容，又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对《社戏》的解读。 张心科教授的研究，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们对教材文本的解读，除了文学与文化的视野外，一定要有“语文视野”。一篇课文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是不同于语文解读的，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语文解读是要承载一定的中小学教育的价值的，而文学与文化意义的解读，更多侧重于学术探讨。不过这个问题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属于学术探讨的成果经过课程与教材的转化，也可以成为中小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这其实就涉及到文本解读的“多元有界”的问题。我原来进行文本解读，受到教育背景的影响，总是想着用某种理论解读文本，写出来的文章对于学术而言显得太浅，对于语文教学而言显得太空。直到将教学思考融入文本解读之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文本解读与教材解读融会贯通的道路。 二是张心科教授的研究思路，其实为我们提供一条“教学接受史”研究的路径。围绕某一篇课文，梳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教材编者、不同的教师的教学解读流变，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入对当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d06611ebfd126fff705cc1755270722192e5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