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藏书兴盛及社会价值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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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私人藏书兴盛及社会价值考略

作者:刘玉莲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08

摘要:私人藏书之风,至宋代而大盛,在品种数量、藏书内容、方法与利用上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以此,文章结合宋代私人藏书兴盛成因及著名藏书家的活动,论述其社会价值独特之处。

关键词:宋代 私人藏书 社会价值

宋代私人藏书兴盛成因

典籍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古代藏书分官藏和私藏两类。其中官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地方政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我们常说的藏书家系指私藏之家。我国私人藏书始于西周后期(公元前840~前770)。春秋时期,私人讲学兴起并逐渐兴盛。在汉、晋、隋、唐、五代、宋的一千多年间,每有战乱,例如魏晋南北朝割据、隋末起义、安史之乱等,京城都邑的朝迁和官府的藏书大多散佚,有的几乎焚毁殆尽。私人藏书却可避战乱而迁移,故损失较小。特别在宋代,私人藏书有了空前的发展。1 古文运动发展。宋代继唐代韩愈的文以载和柳宗元文以明道文学主张,古文运动有了大的发展。唐宋八大家中宋占其六。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和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以及格律派、风雅派等名家迭出,风格各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开创理学,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2 私人大办书院。书院虽兴于唐,但作为一种私学制度却形成于宋。宋代建设书院近400所。规棋最大的除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和岳麓四大书院外,尚有白鹭洲、茅山、鹅湖、东坡、象山等书院。3 编纂、撰著盛行。宋代朝迁诏命编纂的大型类书包括《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类赋》和《玉海》4部。史书包括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欧阳修撰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薛居正撰的《旧五代史》。科技包括沈括的《梦溪笔谈》等。4 推广印刷术。宋代以前的书籍陆续翻印,宋代作品也大量印刷,有些书院还自行印书。随着书籍出版数量逐渐增大,私人藏书得到空前发展。例如,司马光、杨徽之、毕士安、宋绶、王洙、曾巩、叶梦得、刘恕、李日方、欧阳修、宋敏求等。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不仅藏书,也经常饺勘书籍,其家藏书大多校三五遍,故当时人藏书都以得到他的书为善本。5 宋代重视馆阁藏书。在宋代文治政策的指导下,更加蓬勃兴旺起来。宋代皇帝在即位之初,都要发布求书诏令,从而使宋代国家藏书事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并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他三大藏书系统(书院、寺观和私人藏书)的飞快发展。考究私人藏书来源不外采取三种途径:抄写、采购、馈赠。而这三种来源都与馆阁藏书有着密切联系。例如,苏颂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及私藏家。苏象先(苏颂之孙)传写秘阁书籍,每二千言,归即书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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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家中藏书数万卷,秘阁所传者居多6 朝廷赐书。朝廷赐书也是私人藏书的一个重要途径。宋绶是北宋承平时期的大藏书家,曾为集贤校理,在馆阁编校藏书。朝廷每赐于(宋绶)得二本,此事一时在私藏家中传为佳话。宋绶死后,朝廷将他的千字文及其所藏墨迹人藏禁中。司马光、刘道原是《资治通鉴》的主要纂修者,神宗赏赐司马光颖邸旧书2400卷,哲宗也曾赐书刘道原。以上是宋代馆阁藏书对私人藏书的影响,同样,馆阁藏书也有赖于私人藏书的补充。

宋代私人藏书家概述

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为读书方便,只好自我储存。苏轼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古代藏书家向来推崇一种好的传统,就是把藏书作为传薪的手段,并以亲自为传递知识出力而自豪。苏轼在《李氏书房藏书记》中记载私人藏书家李常(北宋早中期人)“藏书凡九千余,为了使藏书发挥较大的作用,提供后来者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把所有私人藏书献出,置于公共场所,供人阅读。南宋南阳公将一生收藏二万余卷,不传亲子,而转交他人托管。南阳公的见解是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期间有好学者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见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从南阳公的表白中,可以体会到他的藏书价值观。书是珍爱之物,是财富,但这笔财富不必私人独占,也未必遗传亲子。藏书传学授业,赠与同好,物尽所能,胜于亲子之情。宋代的许多私人藏家很注重藏书的交流,如宋敏求不把自家书籍收藏于密室,而是乐于借给他人。宋代私人藏书家大多是大学问家或大文学家,他们藏书丰富,据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所列举的宋代藏书丰富的20多家中多者5万多卷,超过了秘府。眉山孙氏书楼自唐代移来四川即有藏书,一直到宋末,藏书楼尚在,足可见藏书之富。可贵的是,有些藏书家不但善于藏书,还开始编纂图书目录,对藏书进行记载,这有利于藏书的保管和流传。如晁氏本是望族,家富藏书。在晁公武时一家人蜀,四川转运使井度好藏书,后来他将全部藏书赠与晁氏,这使晁公武自家藏书加上他人所赠的总数在去除重复后多达24500多卷。晁公武还亲自校雠这些书,并撰写提要,写成《郡斋读书志》,原刻本有4卷。又如陈振孙前后花20多年工夫根据自己私人藏书写成《直斋书录解题》,此书共著录图书3096种,51180卷,藏书数量超过南宋政府《馆阁书目》所著录的44486卷。全书不但说明创目的内容、范围和数目演变,著录书名、卷数和学术渊源,而且著录版本、款式和得书经过,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压倒官修书目。

宋代私人藏书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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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人的学识修养和文化积淀远远超过其他朝代,他们在文学、史学、思想和艺术领域都有卓越成就,在文化上表现出集大成的气魄。宋代出现了文章学评点学读书的兴盛,又促使读书风尚继续高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对宋代文化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诗为例,张鸣先生在《宋诗选·前言》中统计了新编《全宋诗》中所收录的宋代诗人不下9000人,诗作达3785卷,作品和作者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现存唐诗。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人除了读书,善于吟诗作文的人也非常普遍,这也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次,统治者提倡文治。宋代社会各个阶层形成浓厚的读书风尚,上自王公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不论是政治家、文学家,还是思想家,皆勤于治学,嗜读诗文,读书群体非常庞大。宋朝历代皇帝除了身体力行积极习文,实行重文抑武国策,激励读书人勤奋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还大力提拔重用读书人,为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而且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甚至唯恐利,举还不能尽罗天下奇才,又进行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这些举措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致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而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穷苦百姓也纷纷通过这个途径跻身科举和仕途。如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记叙范仲淹少年读书的情况时说: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由此可见,读书在宋代已经不再是有钱有地位人的专利,而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最后,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如苏轼、黄庭坚等,诗文书画均擅长,儒墨风流,他们的成长,离不开整个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之熏陶浸染,而馆阁曝书活动正是这个文化氛围的有机构成。宋代馆阁的曝书活动,是为弘扬统治者优宠文士的政策方针而举行。馆阁曝书,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图籍玩好展览会,与会者可以直观统治者崇尚儒术,肇振斯文的成果。因为文籍在统治者眼中,承担着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的神圣职能,故通过这样的博览会,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是显而易见的。曝书会的朝廷出资,赏赐佳肴典册,则更是体现了宋代对儒臣的优宠。宋太宗说:王者虽以武功可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曝书会不但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情思,正所谓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厌供,而且也感染了文人的艺术情趣。作为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的曝书活动,这一历史传承性的文化活动,为宋人的交往游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次韵相酬、同题共作;赏画鉴帖,切磋论艺,既增进了互相的情感交流。又加强了文人的集团性、群体性。宋代馆阁的曝书会活动,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宋代文化形态的绚丽斑斓、丰富多彩,感受到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解读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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